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罢了。所以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轼、程颢、程颐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程朱理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在于专门表彰理学，而对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张浚的儿子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罗致了曲端的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