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到了过世医生的书，在下海和挖沙的间隔中阅读。下午下海的人很少，可我们照样下海。我们一天下海两次，早晨一次，下午一次。妈妈说海滨的时间很宝贵，一个小时也不能浪费，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坐在海滨小屋的旁边，用席子遮着阳光，让海风轻轻吹拂身体，享受这特别的舒服。她从来不下海。“我在休息。我这一生，这么多年，就这么点休息时间。”

晚上，我就阅读那已故医生的书。后来，我懂得了我要干什么了，我也要做个医生。

但是我幻想着，我得把读到过的各种病，一个一个全都患过一遍：坏血病、麻风病、象皮病；还可以得一次短暂的黄热病，持续一天。然后，我开始观察别人患有什么病。

我的妹妹玛丽安患的是猩红热；她的胳膊让海边的蚊子咬得净是些红斑，这是鼠疫的症状。最好还是别跟她讲，可是我担心她会长出更可怕的横痃。后来我发现那不是鼠疫，是一种没法治的非洲疾病。我爸爸不在，他肯定得了扁桃腺肿大和脚疮；我为他祷告。在我幻想中惟一不会得病的是妈妈。但是她却真的患了北戴河痢疾，一天上厕所十趟。今年夏天，到北戴河来的人全都知道痢疾。痢疾几乎成了海滨外国人逆来顺受的时髦病。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英国绅士来自天津，一位退休商人。他走路时头戴草帽，手拎手杖。晚饭后，他总要乐呵呵地跟人聊天，聊上约摸二十分钟的时间。有一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妈妈跟英国绅士吵了一架。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起居室看书，英国绅士对我说：“你母亲的脾气真大。”

英国绅士搬走了。原先，我们挤在一间卧室里，在没有风的夜晚，还得睡在蚊帐里连气都透不过来。现在有两间卧室，我们可以分开住了，这下可高兴了，因为我读的书里谈到过空气污浊问题。我真怕因为缺氧而给憋死。

不到两个星期，妈妈又和公寓里好几个女人吵了嘴。幸好，她也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是北京一家面包房的萨松尼斯夫人。她的女儿维拉是我的朋友。沿着北戴河海湾的一些小山丘上，长满了松树、草丛。他们家里在那儿有一幢小别墅。另一个朋友是耶夫蒂·柏。她的丈夫柏洪文先生跟爸爸同时在欧洲留学。妈妈常把柏先生叫做“布尔什维克”，因为柏先生年轻时曾经鼓励爸爸追随孙中山先生。柏先生的理想是当建筑师，但现在他在铁路上主管行政事务。柏先生对蒋总司令极度崇拜，称蒋总司令是当今最伟大的天才。妈妈说：“他的嘴很巧。”柏太太是法国人。妈妈说，法国人表面装出一副挺高贵的派头，但耶夫蒂·柏原先只是巴黎一个女工，一个缝纫女工。柏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常来找妈妈给她出出主意。

秋天，我们返回北京。耶夫蒂·柏不时过来串门喝茶。她的来访成了妈妈的心病，虽然每次她来，妈妈总狠不下心来离家外出。但她一走，妈妈就点燃杂酚油消毒杀菌，还把每扇窗户都打开，驱散柏太太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熏死人的臭味。

在北戴河时，风从山丘上吹来，夹带着松树的香味，还有海水潮热的咸味，把耶夫蒂·柏的病症掩盖过去了。只是偶尔有一两次，耶夫蒂·柏肝脏欠佳，喷出一股气味妨碍了她跟妈妈聊天。柏太太的两个儿子跟我们一起玩，骑着驴，沿着碎石铺成的蜿蜒曲折的山间小径跑上跑下。两个母亲站在远处徘徊。她们两人尽情地交谈，嘴巴在动，眼睛却盯着我们，打量着离她们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