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曾经提起过，她有一个远房叔叔持有巴尔干半岛的证券。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笔钱全都化为乌有。说来也巧，海伦娜父亲也有巴尔干半岛的证券，这笔钱也没了。说到此，海伦娜的眼睫毛耷拉下来，遮住了双眼，跟我们住的那栋平房午睡时放下的百叶窗很像。

我们这帮孩子桀骜不驯。白天，伏尼雅可夫夫人经常跟着我们一起玩，在海水冲刷过的岩石上行走，采集奇形怪状的贝壳，跟在年幼孩子后面涉水，摇摇晃晃地下海，然后又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回海滩。夜晚，她还要给那些不肯睡觉的孩子讲故事。

这一切她做得顺其自然，并无刻意而为的迹象，因之，谁也不用感谢她。

伏尼雅可夫夫人经常领着我上山散步。她说：“跟我们走吧，晒晒太阳。”我就跟着她走。我们在松树掩映下爬坡，脚下踏着又厚又滑的松针。这里既听不见像驴蹄敲打山石发出的絮絮叨叨的谈话声，又看不到驴子被鞭打而受苦的惨状。只有松针的嘎吱声，和风吹松涛的飒飒声。山顶上，穿透树林的阳光映照在岩石上，海伦娜脱得光光地躺在岩石上，全身除了吊在两只乳房中间那根项链上的小小的金十字架之外，一丝不挂。伏隆尼卡和尼娜也都脱得精光，我也脱了。我们的举止，群山并没有惊异，白皮松组成了美不可言的图案，周围是那么赏心悦目，焕发着光彩！为什么修女们坚持说不能脱光衣服，而清风和太阳却又如此地赤身裸体·

海伦娜讲起了太阳：“太阳真好。我在洗衣房一天工作十四小时，晒不到足够的太阳。”第二天起床时，她乳沟上煞白的十字架印子，清晰可见。

药是海伦娜最不喜欢听到的话题。在她看来，真正害病的人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人非死不可。一个人只消躺着晒晒太阳，净化一下心灵，就可以健健康康地活下去。伏隆尼卡拉出一条大蛔虫，海伦娜也说：“这就是阳光的功劳。阳光治好了她的病。”

在海滨的最后一天，我们都落泪了。我们把盛满贝壳的盒子拿回来。铅桶装满海水，里面有一只活螃蟹，还有一只海星。走到半道上，海星便开始发臭。“肯定，”伏尼雅可夫夫人说，“咱们还会再见的。”而1928年12月我将赴天津应考，妈妈已经安排好了，我将住在伏尼雅可夫夫人家里。“要不我就得陪着去。”妈妈向爸爸解释道，“再说住旅馆太贵。”因之，那年夏天在海滨即已把这一切安排好了。我将独自去天津，住在伏尼雅可夫夫人家里。

1928年12月，天津各中学和天主教办的圣玛丽亚中学有两百名学生参加剑桥海外学生测试。但北京天主教办的圣心中学只有我一个考生。所以，我得上天津参加考试。

到天津车站的时候，海伦娜·伏尼雅可夫已经在站上等我。她的长鼻子已经冻得通红，脚上穿一双俄罗斯农民常穿的那种靴子，头戴一顶皮帽。她那浅色的眼睫毛在寒气中如同飞蛾的翅膀。火车驶过她的身旁，我敲了敲车厢的玻璃窗，可她既没听见，也没看见。火车又往前滑行了五十码才停下来。我匆匆下了车，走上月台，而伏尼雅可夫夫人还在往相反的方向走。

“伏尼雅可夫夫人，”我叫嚷道，“我在这儿。”

“真是你。我没让伏隆尼卡和尼娜起床。她们得了百日咳。你得过吗·”

“得过，得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