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夏天来，”哥哥说，“这上面有屋顶花园，有乐队，可以跳舞，吃冰激凌。”

哥哥佩服日本人。他认为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学了许多东西。当天晚上回到他住处，哥哥找出些照片给我看。有一张他的照片，他穿着藏青色短裤，白衬衫，站在铁丝网的路障旁边，两个胳膊交叉在胸前，皮带上挂着一根警棍。哥哥参加了维持治安的志愿民团，协助英国警察把进入外国租界的难民赶出去。此外，还有英国军队巡逻的照片，还有法国军队的照片。哥哥还有他们驱赶难民，用枪托打人的照片。我不喜欢这种照片。哥哥却咯咯笑着说：“你得教他们守本分。”他完全不记得了，不过是几年前，有一阵子他是那么地希望做一个中国人呀。

1929年春，妈妈觉得哥哥的话没错。保不定我的英语在天津会进步得快一些。哥哥一时心血来潮，大方了一把，来信说，我可以和他住在一起。他可以替我交一半房租，我可以住在他房间外面的一个小贮藏室里。他说，那里饭菜好，我在天津会愉快的。

我考得很好，赴天津读书便更加确定了。对此，北京圣心中学校长嬷嬷有点不高兴。我向来学习很好，而现在却要离校去天津，上那个和圣心对立的教会学校。

“你把我们最好的学生带走了，周太太。但愿你不会后悔。”

刚开始一切都挺顺利。我上了天津圣玛丽亚中学。但是，那里的教学法和课本我适应不了。我难以适应那里仿效英国学校的一整套制度：　每星期要上两次体育课。在北京不用上体育课。课余时间，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以出去散步，走很远的路，有时间看书，挖地下宝藏，用两个可可罐头做电话机……在这里干什么都没有时间。突然之间，全班同学都得加入女童子军。这件事可不好办。童子军制服费，妈妈不会付，哥哥也不会给。我也不明白加入童子军有什么用处。

哥哥所住的德国公寓是阿佩尔特夫人开办的。这位夫人的丈夫在满洲染上了黑热病，生命垂危。这个胖女人，身材矮小，鼻子很高。吃饭时，她坐在餐桌的主位，房客们坐在两旁。惟一例外是一位青白头发的英国太太，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来就餐，而且总是在别人就座以后才气派十足地走进来，温文尔雅地向左右欠身鞠躬。这位英国太太有专门的餐桌。她拿起桌子上的小银铃一摇，领班仆役马上跑来，身上的白大褂在腿部摆动着，端来她的菜肴。在另外一个小餐桌旁坐着一个老头，是个教授。他从来不理别人。有一回，英国太太对我说这老头挺坏。“别让他碰你，亲爱的。”

哥哥的卧室很雅致，在二层的正中。那是整个公寓最好的，带有一个阳台。

赫·阿佩尔特已命若游丝了，住在楼下一间大房间里，窗上挂着薄纱窗帘，还有半截长的天鹅绒帷幔，因此，坐在房里刚好能看到窗外树叶茂盛的风光。赫·阿佩尔特的房门老关着，房里光线很暗，有一股咳嗽糖浆的味道。病人一头金发，腆着大肚子。哥哥跟阿佩尔特讲德语。我到天津三星期以后，赫·阿佩尔特与世长辞了。临死前，他说起话来还中气很足，吐出来的每个字都掷地有声，就好像是根横木梁掉在地上那样。谁也没有料到，他会死得这么快。在葬礼上，福·阿佩尔特面蒙黑纱，悲痛地啜泣着。公寓里的一切恢复常态，供应的饭菜同以前一样。过了不久，阿佩尔特夫人又坐上了餐桌的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