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变了，哦，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他不想再做中国人了。他现在仇恨、辱骂中国人，说了许多中国人的坏话，说他们如何愚蠢，如何懦弱，如何懒惰，又如何丢人现眼。总体来说，中国人纪律松弛，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聪明人偶尔也有几个，但少得可怜，永远成不了什么气候。中国惟一的出路是让别人，日本人或者最好是德国人，来‘开导’他们。”春天，哥哥穿着内衣内裤躺在屋里地毯上，得意洋洋地说话。他说：“你也不是中国人，不要纡尊降贵，和那些粗野俗气的平民百姓混在一起……瞧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像傻瓜一样嘎嘎地笑，什么都不懂。在剿乱的时候，我看见一些行刑的场面。他们几十几十地被押赴刑场枪决。这些人快丧命了，可是，还在笑，笑，这些白痴 ……”

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突然受不住了。

我和哥哥一直坚持长距离散步，这个习惯他倒没变。我们到天津郊外的乡野散步，到城外盐场散步。我永远记得那个凄惨惨的下午。我们站在海河的桥上。“那儿漂着一具尸体。”哥哥说，我一看，是有一具尸体，面颊上还有一个黑乎乎的圆窟窿，大概是让耗子咬的。

北方大饥荒是头年，也就是1928年开始的，还在蔓延。成百万灾民在饿死。报纸上说死了一千万。各城市郊区饿殍遍野。海河会有死尸就顺理成章了。

一天下午，在回宿舍的路上，哥哥突然向一个蹲在街角的人力车夫冲过去，没来由地用随身带的手杖打他，尽量用脚往车夫腿的高处踢，并用靴子使劲踩人力车的车把。那人力车夫出于无奈和他撕扯起来，嘴里骂道：“×你的妹子，×你的妹子。”他微弱的目光，越过哥哥的肩头瞅着我，脸色铁青，好像是我唆使哥哥打他似的。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膛，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他那肋骨，他那眼睛，他那叫骂，还有最终被哥哥踩断了的那根车把，这一切我老也忘不了。

几天以后，不知为何，我在大街上大发脾气。哥哥拉着我的手往回拽。我尖声地叫呀、嚷呀，怎么也停不下来。哥哥把我关在我的小屋里。我抽泣着，尖声地叫嚷着，给爸妈写了一封信。妈妈专程来天津接我回去。她把我从小屋里拉出来，让我自己收拾好箱子。我记得那天，哥哥在他很得意的全楼最好的房间里，坐在椅子上，两眼直瞪瞪地看着阳台外的那些树木。他既不看我一眼，也不看妈妈一眼。现在，我才知道他原想让我来和他做伴，以减轻他内心的寂寞和孤独的感觉。不论德国公寓的饭菜有多丰富，德国人的效率有多高，日本人的灯光效果有多好，不论他参加了什么志愿民团，踢了多少中国人，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内心的孤独感有些许减轻。因为他无所归属，不管他干什么，不管他是爱还是恨，不管他工作还是闲着，他总是、永远是一个社会的弃儿，他的心里总有这么一个老大老大的阴影。他还年轻，才二十一岁，孑然一身，可谁也不关心他内心的苦闷。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平凡之辈。他的内心世界无人关心，他的言行随遇而安。他谈吐机智，语言幽默，这使他的好友常常欣喜不已。他学识丰富，含而不露。他富有探索精神，酷爱花草，气质优雅而内秀，真可谓超凡脱俗。他不是一个战士，而他的女儿后来不得不成为一个战士，尽管她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才知道应该为什么而战斗。父亲这一辈子可以用他喜欢的一句话来概括：　

“树欲静而风不止。”

每逢他可以挺身而出壮举一番的时候，他却没有那样做。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并为之牺牲，他却没有。满清王朝覆灭以后，他阅读了宣扬新学的书籍，接受了新学。辛亥革命胜利了，他在铁路上工作，默默无闻、勤劳本分、忠于职守、任劳任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