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衡量爱情可以用制服作为尺度的话，那么，我父亲的一切都被母亲制服了，例外只有一个，那就是铁路。母亲毁了我们——她的孩子们的一生；同样，父亲的铁路也毁了母亲的一生。父亲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也连累了母亲一辈子。他从不吝惜自己，也从不吝惜母亲。他有八个孩子，其中六个生在铁路线上，当中又有四个死在铁路上。为了铁路，母亲定居在中国，从1913年到1948年整整三十五载，她从未回过比利时，尽管每隔半年，她就闹着要走。可是，每次都从打好行李开始，最后还是打开了事：　每次父亲都能想方设法把母亲留下来。

只是到1949年，中国又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父亲革新者的本色才崭露头角。父亲性情温和，不露锋芒，他任劳任怨，悄无声息，严以律己，这一切突然成就了一位英雄。一个长年不懈辛勤从事日常平凡工作的劳动英雄，一个爱国者。对自己他处处克制，对一个终于获得了新生的国家，他奉献了自己的忠诚和全部身心；一个才华长期不为人知，现在终于得到承认和嘉奖的英雄。

父亲现在安息在北京的八宝山，四周邻居是许多比他远为英勇的伟人。因为1949年以后，他才找到了自我，做出了贡献。与父亲坟墓相隔三排的是史沫特莱的墓。史沫特莱是一个伟大高尚的美国女性。父亲坟墓下方第三排，安葬的是一个被蒋介石杀害的青年革命家。父亲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不是共产党员，一个技术人员，不是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忠于自己的祖国，因而他失去了儿子、妻子和两个女儿。他之所以被安放在八宝山，那是因为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强支病体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多年的战乱频频之后，1949年的中国，百废待举。铁路瘫痪、矿井被毁、机器设备废品一堆。父亲响应征召，施以援手。他整顿了满目疮痍的大同煤矿，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即使在年轻时他也未曾这样勤奋地工作过。因此而成为一名劳动英雄，却是他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时，我才认识到，我爱他没有爱错。

或许就因为我是女孩，父亲把我交给了母亲。他没有和母亲争论过一定要我上中国学校。也许他觉得我上教会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是个女孩。父亲把我委诸于命运，而在他心目中，一个女孩的命运只是出嫁而已。这是他对我们这几个女儿犯下的极大错误。为了弥补这荒废的童年，我整整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过去，我依附父亲，爱父亲，他却把我撇在一边，因为在他心里，母亲总是第一位的，历来如此。

1929年，一个可以紧紧依附、深深眷恋的潜在的现实，在我心目中丧失了。那是发生“酿酒事件”的那天晚上，在这之前，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亲人，此后就变得形同陌路了。

我们在北京的第一所宅子位于旗人区，我非常喜欢这栋房子。父亲在那里种了一棵葡萄树。后来，他把这棵葡萄树移植到第二所住房，又移到了最后一所住房。1929年秋，我看了一本关于酿酒的儿童画册，决定用自家的葡萄酿酒。每天傍晚下班后，父亲总要走到葡萄树跟前，站在那里凝视那些成串的结实的青葡萄。过些时候，葡萄长大变软，但尚未晶莹饱满。我想，给爸爸奉献一瓶酒使他惊喜一番，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他大吃一惊的吗？于是，我从厨师那里借来了一只杀鸡煺毛用的木桶，把青葡萄放在桶里。蒂萨和我脱下鞋袜，按照画册上讲的方法照方抓药，站在桶里踩葡萄，然后，把桶里的葡萄汁灌在瓶里，因为那酱色葡萄汁量很少，还兑上了水。

父亲一向性情温和，沉默寡言。母亲爱给人起绰号，给父亲的绰号是“哑巴”。可是，这一回他真发火了，又是叫嚷，又是摔盘子。母亲见状，便护着孩子。这一回，不是爱哭的蒂萨而是我回到卧室，听着酒瓶被扔到花园墙上砸得粉碎的声音，伤心地哭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