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停电。给北京供电的小发电厂年久失修，因之，停电是家常便饭。父亲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去睡觉了。我注视着他，最后一次用充满着爱的眼光注视着他。他的形象正在定格为一张毫无意义的快照。闪烁的烛光渐行渐远，摇曳着走向母亲的卧室。从那天晚上开始，父亲不复是我需要的人了。虽然有好几年我们仍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但他再也不能使我高兴或者悲伤了。直到1956年，我在新中国又找到了父亲，我才知道我爱他是对的，我才知道我对他的爱又殷殷如初。

1908年父亲在比利时娶母亲的时候，拒绝信奉天主教。但在1929年冬天，他最终还是皈依了天主教。1928年所宣称的和平团结，很快又被更为激烈的权力角逐所取而代之，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比以前的军阀统治好不到哪里去，因而到了1929年，交相混战的军队又占领了铁路。父亲到铁路沿线去检查损失情况，从某些督军手里救回了部分车辆。回家途中，寒流袭来，寒风像把刀子抽打着人们的脸颊，冷彻骨髓。回家后，父亲起初有些干咳，后来转为支气管肺炎。他躺在挂着母亲的十字架的大铁床上，由母亲和我们的希腊大夫护理。遵照医嘱，母亲对父亲胸部进行热敷。她把细软的大手帕撕开，在滚烫的芥末水中浸湿，再敷在父亲胸部。父亲的胸部被烫伤，伤口发炎化脓，体温高达华氏105度。有一天，父亲昏迷不醒，生命垂危，被送进了法国医院。母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乞求上帝能用她自己的生命换取父亲的生命。

我们这几个孩子天天去医院，在医院的教堂里为父亲祈祷。我跪在那里，丝毫没有悲伤之感，反倒想放声大笑。我老在想我的一个叫伊纳·琼斯的朋友，她的父亲死了。我看见自己穿着伊纳·琼斯的黑衣服黑袜子，以冷若冰霜的镇静对别人讲父亲去世了。一想到父亲不在人间，我既感到惊奇，又感到好笑。我的膝盖跪痛了，心里盘算着：　到底还有多久可以不再装祈祷的样子？可以去滑冰去？北海已经冻成了厚厚的冰，我正在学滑冰呀。

一个慈善团体的修女看护走进教堂，点亮几支蜡烛。我瞅着那些蜡烛，迟疑了一下，憋住笑，破笑为哭。这时，一阵蓝色哔叽长袍发出的窸窣声传过来，随着一声喘息，一只温柔的手落在我低垂着的头上。我的左眼角闪现出一顶浆得雪白、宛如鸟翼的修女帽。

“嘘，孩子，不要哭。向上帝祈祷吧。”

“可我爸快要死了。”

“向圣母祈祷吧，她是有求必应的。”

修女给我手里塞了一张慈悲的圣母肖像。回家以后，我用针把圣母的心扎得满是窟窿，看起来像一只筛子。

第二天一早，母亲悲痛欲绝。她对我们说，父亲就要受洗了。“他要死了。”上午十一点钟，身穿白色法衣的神父、手执涂油礼器皿的唱诗班中国男孩、母亲、希腊大夫、我和两个妹妹齐聚父亲的病房，参加教会给我父亲举办的第一次也是临终的圣礼仪式。医院院长和两个修女跪在漆布地面上。

父亲就这样成了一名天主教教徒，教名是迪尼修斯。

后来，父亲逐渐痊愈。人人都说这是上帝显灵，只有希腊大夫认为，这是他妙手回春的结果。

父亲康复以后，我想跟他说说入教的事情。玛丽安在准备拜领圣餐仪式，我有督促她背诵教义问答的任务。我故意大声提问，也让玛丽安大声回答，希望能引起父亲的注意和兴趣。也许，我们可以展开辩论，就教义中那些令我困惑不解、不合逻辑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是，父亲根本不予理睬。后来，父亲去做礼拜，甚至还做复活节弥撒。有一天，吃午饭时，他平静地说：“这全都是迷信。我们并不清楚是不是真有那回事。”“什么·”母亲说，“作恶就要下地狱，你不信吗·”“我不信。”父亲说。过了六个月，他干脆把信教的伪装抛弃得一干二净。虽则为了让母亲高兴，有时他也去教堂。但是，那么心不在焉，显然心有旁骛（可能是想铁路上的事情）。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