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评论我和蒂萨的话，出自父亲写给三叔的一封信。1939年我回了一趟四川，三叔把这封信和父亲这个时期的其他信件一起交给了我。我就一直保存着。我看到它并不感到难过，今天依然故我，因为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很多事情都改变了，父亲和我本人也都变了。

直到1949年以后，也就是革命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环境，逼得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激情与苦厄之后，我们对对方有了新的认知。在所有儿女当中，惟独我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为此，他去世时感到宽慰。得知他宽慰地闭上了双眼，我也感到了莫大的慰藉。最终，生活没有欺骗他。起码在这件事上，生活也没有欺骗我。

穿过朦胧的暮色，那是太阳给我投下的阴影；穿行在闪烁的繁星之间。

她也就是罗萨莉，我，从此不再叫罗萨莉了。我已经十二岁，改了名字，不再叫罗萨莉了。

一个新名字代替了罗萨莉；我要成为另一个人，不再是铩羽的罗萨莉。改名，这就是当大夫的开始。

我满不在乎地宣布了我的决定；我又满不在乎地接受了我的失败。“从现在起，我希望大家叫我约瑟芬，我不愿意再叫罗萨莉了。”那是一个早晨。我嘴里嚼着鸡蛋和涂着黄油的吐司，一团糊状从一个嘴角转到另一个嘴角。我鼓足了勇气，强装镇静地说出了这番话，胸中的那颗心却在怦怦直跳。

然而，母亲的一句话让我的设想全都成了镜花水月。母亲一向不坐下来吃早饭。她得干活儿，她是一家人的奴隶。每天，她起得最早，叫我们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就等着拌嘴。她就是这么打发日子的。

啊，拌嘴，我多么熟悉你，害怕你，怂恿你，等着你，想着你。我痛苦地找寻另一个自我，却始终没有找到。我在不断地搜寻：我是什么·我要什么·但是，有一副假面具，有一堵墙，横亘在我和我向往变成的那种人之间。

“不要再叫我罗萨莉了。以后我叫约瑟芬了。”

这个天赐良机，母亲抓住了。这句倒霉的话成了她整整一天的话柄。餐桌上顿时响起了哈哈大笑声，哈哈哈的笑声此起彼伏。

“约瑟芬，约瑟芬!那是我女佣的名字，我的使女，约瑟芬!”

于是，我想起十二岁以前在黄昏时刻的灯光下听过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至今仍铭记在心。我好像看见母亲小时候的使女约瑟芬了。更确切地说，在母亲比利时度过欢乐童年的屋子里，我看到了约瑟芬。在那些忧伤的岁月里，她从下层地下室爬到又窄又黑的阁楼上，长期劳累使她腿上因静脉曲张而爆起了青筋，那葡萄般半透明的鼓包，就像蓝色的虫蜷缩成团，一起蠕动。

我那天一大清早投石问路，可投出了一颗错误的石子。我必须接着为此而奋斗一天。

“我就喜欢约瑟芬这个名字。”

蒂萨和玛丽安叽叽喳喳地哼着，屁股在椅子上来回地蹭，发出了吱吱的响声。

“约瑟芬，约瑟芬女佣，你的名字叫约瑟芬女佣!”

约瑟芬就是罗萨莉，你嚼吧，嚼吧，嚼面包的时候，把约瑟芬也咽下去吧。随你们怎么嘀咕，反正今儿早晨我不会把这个名字收回去了。

蒋介石的发迹

昨天，令人伤怀的往昔，失去了爱。我欲将爱遍洒人间。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超过了任何意识和理智。失便是得。改换名字的冲动昭示着对变化的要求。蝶蛹在寻求走向召唤着它的广阔世界，好快速成熟起来——这个广阔世界便是中国。

中国这个世界——那时候还是一个乞丐的世界、一个垂死的大陆、一片衰朽的天地！但这个躯体却不甘心消亡。我经常听到中国人议论中国已经濒临灭亡：“中国完蛋了！”“气数已尽!”“中国毫无希望！”但死的痛苦却变成了生的蠕动，新的生命就在那尚未埋葬的躯体中孕育。而我们，我们这些寻找光明又明暗不定的人们，长期受着虚假承诺和虚妄预言的欺骗，在有生之年目睹了这具躯体的蜕变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