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2年7月3日。

午饭时，遇见了前来看望南师的史济洋、史济姐弟，两位老人都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的父亲正是国民党名将史久光。南师曾对我们说：“民国时期有两个真正称得上军事家的人，一个是蒋百里，另一位就是史久光。了不得啊！”

早在1970年，史济洋就开始听南师讲课。

33年后，我和史济洋坐在餐厅一角，听她讲南师的故事。

史济洋深情地回忆道：“那时候家父已过世，南老师说蒋百里的传记已经出来，你父亲的还没出，你们应该出来。当时，父亲的遗稿七零八落，有的被火烧了，有的淹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弟弟跟弟媳妇就一张一张地裱起来。裱好以后我弟弟就拿来找我，他说：‘四姐，我拿去十家印刷厂，人家不帮我们印，他说你可不可以问问南老师有没有办法？’”

史济洋记得，南师当时准备请他们姐弟俩到一个西餐馆吃饭，她就对弟弟说：“你把书稿捆起来，我们去见南老师。”南师就抽了一天，从早到晚把所有的遗稿都看完了，看完他就跟史济洋讲一句话：“你父亲的东西非常有价值，很值得编排出来。”史济洋说：“老师，那怎么编呢？”南师说：“我给你想办法。”然后南师就请孙毓芹先生逐字逐字地每一句看，每一句仔细读。这样子读完一遍后，就重新编排。

史济洋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才接着说：“我们那个时候有个东西精华协会，南老师是会长，南老师挑选了一些文学修养非常好的工作人员帮忙校对，因为父亲的东西是用文言写的，而且字很潦草，所以还请了一个草书的专家，指导我们，草书的诗词歌赋我来抄。孙公（孙毓芹）为人真好，也是南老师非常好的学生，琴棋书画样样都会，他就指导我这个草字是什么什么，我每天晚上抄，抄好了以后拿去排版。这样搞了三年，刚好赶上我父亲十周年，把书印出来，书名是《史久光先生遗著》。书印出来以后，老师当时还找了许多人，‘国防部’有很多人是我父亲在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学生，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国防部’工作，有的在编译书籍，老师把这些学生找来，还有一个也是常常听老师课，也是父亲的学生，叫安矜群，他那个时候是台湾辅仁大学的教官，老师是辅仁大学教授，但是他这个教官喜欢老师讲的东西，老师一要讲课，他就跟学生来听。老师就和他熟了，找的人还有刘仲平，也是跟他同期的同学。后来还有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郝柏村。”

史济洋递给我两大本书，书名是《廿世纪军事理论》，我一边翻书，一边听她继续讲：“你看到的是第二版，老师写的书名是《史久光的军事哲学》，第二版是前两年我从美国回来，老师问我：‘你父亲的书现在还有没有？’我说：‘没有了，送完了。’他说：‘不行不行，要再版。’老师就鼓励再版，全部重新再编译过。这个时候就请老古（文化事业公司），老古的人一看就说：‘这个书这么深，我们没有印过这么深的书。’后来我就打电话告诉老师，老师就讲，这个书非常有价值，你们想办法印出来，现在终于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