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蒋先生对张发奎与陈诚的诟骂，我们不宜全予采信。然而这并不是表示蒋先生的言词及日记不可信，只是我们须要去研究考查他主观与偏激之处，分析他之所以有这种言行的原因之所在也。

总之，我认为蒋日记大致是可信的，只是大家在阅读时不能只以之为准，不但有时需要另查数据，而且要慎思明辨，与小心待之。

五、正史与野史

杨天石教授曾经给我取了一个绰号，说我是“二史堂主人”，意即我的文章是正史与野史皆为有之。

我当场回答杨兄说，以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言之，不论国、共双方的正史（或官方史料）之可信度不高。

孔子说，杞宋文献不足征。文是指书面资料，献则是指耆老故旧。

先祖父阮性存（荀伯）公清末留学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与胡汉民、汪兆铭（精卫）、陈叔通、古应芬等国民党元老同学，先祖父也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中华民国的建国。在北伐成功后，先祖父出任国民党的第一任浙江省政府之司法厅长，不久后即病死。先父阮毅成（思宁、静生）公则长期在蒋中正先生麾下服务，在一九四九年前，国民党政府主政大陆期间，先父曾经担任了十年的浙江省民政厅长（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先父则历任“中央日报社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与“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

我祖籍浙江余姚，与蒋先生的故乡奉化是邻县，因此我的家族在浙江的国民党圈子里不但甚有地位，也可以说是渊源甚深，享誉甚久，而且是深知蒋家与国民党史事者也。

也就是说经由亲友及父、祖辈的交谊圈，我从小就听到了许多正史中找不到的民国之掌故与秘闻。

在阅读蒋中正日记时，有许多从我少年时就听到过或见到过的人与事，在我脑中乃一一浮现出来。这就好像原本散落在一地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珍珠，我可以因此日记而将之各安其位，把它们串连而成项链。

这是我比其他的同文在研究蒋日记时占了便宜的地方。此即作为他的浙江同乡，又是出身于国民党元老的家庭的我，比较能了解蒋先生的文句与思路，以及熟悉他日记中所提及的人与事。可是凡事必然会有正反两面，我也因之可能比较偏向于同情或认同蒋先生及国民党，容易陷入主观偏袒之毛病，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自我警惕的地方，也希望读者们予以批评及指教。

幸好在讨论近代史的时候，大家都是各抒己见，不是一言堂，因之拙作如有缺失，也不过是聊备一格，谨供读者参考而已。

六、史料、史识、史德与史论

古人治史本来就有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之分别。

就史料之取得来说，古今大为不同。古人取得史料极难，而今人则因印刷术之发达，与网络之使用，反而成为史料太多，而且过犹不及，也造成了困扰。此即取舍不易，再加上真伪莫辨、轻重难分，时人论史问政乃往往成为汉人王粲登楼赋中所说的“行衢道者不至”──太多的说法、太多的选择，反而使许多人觉得无所适从。此时就得依靠个人的史识了，这个“识”字可分两个层次，即微观的“见识”与宏观的“识见”。

“见识”是指个人后天性的见闻所思，而“识见”则是指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才能。此即不但能综观全局，而且在重重包围之下，能在千军万马之中一眼便可以看出一条生路，杀出重围去也。

前代史学家中以“见识”的博大言之，当推梁启超（任公）先生为第一，而在“识见”之精深言之，我以陈寅恪先生为魁首，这两位都是我在下笔时心目中的偶像人物。

先外祖钱倬（逸尘）公在指导我练习写作唐宋文时，为了要培养我下笔时的“文气”，从我在初中时便要我多读梁先生的饮冰室文集。而陈先生的文章，则是在先外祖已过世后，我在念台大数学系二年级时，于无意中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