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当即表示：

（一）下一次常会的主席是洪寿南中常委，还是黄尊秋中常委，他已记不清楚了。他问我为何要问这个问题呢？

（二）宋楚瑜先生绝对没有与李锡公或他本人就此事先打过招呼，他俩事先绝不知情。

我的答复是：

（一）此真乃冥冥中自有定数也。如果不是秦孝仪先生力主俞国华先生在那次临时中常会插队担任一次主席，那么在这次李登辉先生继任党主席的中常会中担任主席的，就不是余先生，而是洪、黄两位中间的一位了。试想在提案人俞国华先生与党秘书长李焕先生两位都已决定遵照蒋夫人的要求，不在此次会议中提出李登辉先生继任党主席一案时，以洪、黄二公之个性，会像余先生一样以主席身份，在宋楚瑜先生发言后，临时径自提出此案吗？如此，则不但党史要改写了，以后的台湾政局之发展，或有变量亦为不一定也。

余先生听我此言，默不作声，呆了半晌，说：“呀！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二）我说，如果宋先生确实在事先没有与你们两位打过招呼。那就糟了，此人将来定必为政局争议的核心人物。

余先生惊问我其故安在？

我说，以宋先生的地位，敢在此时此会中作此豪赌，其胆量之大，是非常人也。余先生闻言又默不作声甚久了。

因为先父在一九六○年代曾在中央党部担任过六年多的中政会副秘书长，我少年时得拜见过的党政前辈实为多矣。在那个时代，做到了部院级的国民党高层人士，都是慎言谨行，喜怒不露形色，城府甚深的，怎么会像宋先生在那次中常会中未经事先商量与安排，而个人作出如此强烈表态的公开言行呢？

我至今不曾拜识宋先生，只有一次在加州硅谷的华人聚会中，因为共同的朋友徐大麟兄之介绍，与之握过一次手，不能算是认识。

一九七○年代我还在写作政论时，有一次陶百川先生与我闲谈，他说：“你们这一代，将来是宋楚瑜和关中两人会互争中央党部的秘书长。一个是才胜于德，另一个是德胜于才。”

说也有趣，至今我还与宋、关二位先生并不相识。

我又问及另一位同辈中的外交才子，陶公说：“他是做简报的一流人才。”

前辈识人之明，料事之远，按之其后数十年的局势发展，果然如陶公之所言，实为令人拜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