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与诸民刊决定游行的时候，深不以一种要求我们“牺牲”的情绪为然，我旁观黄锐等人，亦不是太情愿，但人情关系的复杂纠缠，既身为当事者，又不得不然。王克平是例外，他是天生好事者，他令人喜欢也在这里。但是说到底，在不具备资格与能力的条件下，最好不要儿戏。

我被决定为第二梯队，也就是一旦游行有什么不测，要我出来继续“星星”，大家还开玩笑说“包括探监”。第二天我在街边儿远远随着游行队伍，有上访的、告状的乡下人，衣衫褴缕脸色灰黄，张大了嘴，拉着我问面色红润留长头发的城里娃在“干啥”？我说“有人结婚”。我他妈的能说什么？！

想到城里的娇儿们生活可算优裕，真是李爽在自述里说的“吃新鲜的，喝过瘾的，跳舞，还能抽洋烟”。三十年来的共和国游行，今天才算是别开生面。当时我的一个爱好摄影的朋友藏着一架十六厘米摄影机随行拍摄，这胶片今天若是还在，真是可以看看当时的情景。

我自插队以来，才明白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其实一直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以人民的名义”。因为共和国的福利，譬如工资、级别、医疗、退休、假期，知识分子均沾。而一旦被排除出共和国的利益范围，则自称为“受到非人的待遇”，那无利益披被的共和国农民，就不是人了？此或许是知识分子从建立共和国以来到如今几乎不为农民说话的原因。直到今天共和国还在给农民打“白条”，城里的学生娃要的“民主自由”，与农民无涉，是共和国利益里的人争取利益。

绝大多数“老三届”知青从来都是诉自己的苦，视农民的无望为当然，打死也要“回城”，“进工矿”，吃“商品粮”，可见“知青”是准“知识分子”，晓得利益在那里。人往高处走，永远是这样，我也是七九年参加云南知青大罢工要求回城的一分子，当然知道利害所在，所以也不必这样去说人家。

这个长篇自述，我常常在整理的时候觉得自己有许多东西要说，要说的太多，不如不说。读者的说法会很多以至无数，他们会各取所需，各弃所斥。对理论者，我劝他们不妨不要依自己所受的训练立刻将“自述”形而上或模式化。对如我一般的俗众，不妨先将自己的道德习惯放一放，夜深人静，扭亮小灯，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偷窥者，不必大惊失色，亦不必心安理得，看到最后一页再说。

李爽自述通篇是中国，大陆以外生长的人读起来会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由于技术困难而发生理解困难是免不了的，发生这种困难的时候不妨跳过技术困难处，读下去，自述里的人仍然会是完整的，这是这本自述的一个优点，始终是人在那里。

台湾导演侯孝贤有一部《悲情城市》，得了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这部电影的历史线索，评委肯定不清楚，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大陆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二二八”事件？那这部影片为什么会得奖？因为《悲情城市》呈现的是人人都懂的“人”，人的质感。

也不要以为十二亿大陆中国人就都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儿，度得一时算一时，总有一天有人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