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题词——周注），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我看过后，他又小心地收藏了起来。这封信写于1949年建国前夕。我看时很有感触。那时作为领袖和作家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何等融洽！领袖又是多么关怀文艺工作。

此后，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沈老。说实在的，每次去，我总是见他伏案写作，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令人感动。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搅他，剥夺他的宝贵光阴，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时，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向他说说刊物工作的情况，近来出现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么新作者，创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他十分关心创作，关心文学事业，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长。常常是有许多初学写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前几年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他大体上都翻看的。我发现，他在交我帮助处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的，可见他是仔细看了，注意到了作者所提的问题。有的他亲笔批示：请处理。请参考。只是到了后来，近一两年由于体力不支。读者来信和来稿，他才交由儿媳陈小曼和儿子韦韬处理。而他们两人，又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沈老搜集和查阅有关资料，供沈老撰写长篇回忆录用。工作是十分繁杂而艰辛的。他们却完成得很好。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喜气洋洋，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可是当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他欣然应允了，并做了认真准备。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他商量，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以及哪些作家参加，这些作家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等等。他于10月22日下午，来到东城礼士胡同五十四号，会见了与会作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兴奋。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的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个退伍老兵的身份，躬与其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云开日出，我们怎能不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12月31日的上午，他又不辞辛劳地来到东城海运仓总参一所的礼堂，出席了《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是81岁高龄的老翁了，虽然看上去身体尚健康，但步履艰难多了。总参第一招待所的礼堂是在二楼上，又没有电梯。我去家里邀请他时，他询问了上楼不上楼？他说，他腿脚不听指挥了，怕上楼梯。我说我们可以多几个人搀扶您上楼。事后也是这么办的。可当我们扶他到达二楼礼堂门口时，他已是气喘吁吁了。我后悔今天的会不该在楼上开，可已晚了。而沈老呢，他站了会儿，定了定心，却微笑着说：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