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8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上午，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到达香港；

中午，跨过罗湖桥，抵达深圳；

晚，到达广州。

得知钱学森平安归来，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指示要热烈欢迎、亲切接待钱学森及其家人。

周恩来总理说：“要好好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后来，钱学森在回忆周恩来时，这么说道：“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

正是根据周恩来总理“要好好待钱学森”的指示，在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的时候，在罗湖桥深圳一侧迎接钱学森一家的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朱兆祥，是从北京专程赶来的。朱兆祥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来迎接钱学森，并在钱学森回国之初，陪同钱学森走访全国各地。

朱兆祥先生在50年后回忆说：

当我到广州时，陈毅副总理已有电报来请省府关照。地方上很支持，派了一位副处长陪同我前往深圳协同工作。

1955年10月8日深圳罗湖桥头动人心魄的一幕是很难忘怀的。当时我们已经从中国旅行社探知，钱先生等30位离美归国人员所乘邮轮将在九龙靠岸，当时的港英当局屈从美国的压力，对钱先生等一行将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屈辱名义来对待。近中午时分，罗湖桥门打开了，这支光荣的爱国者队伍踏上界桥，面向祖国，步行过来了。正当我们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先生一家之时，我的手突然被队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劲地握着。我猛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我意识到，此时此地我这个人，虽然原来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却被看作伟大祖国的代表了。我也极为感动。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每个人都带着激动的泪痕跨入国门——我终于接到了钱学森先生一家。永刚和永真两个天真的孩子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喊着：“Uncle Zhu，Uncle Zhu”（引者注：即“朱叔叔，朱叔叔”），他们也和父母一样沉浸在回到祖国的幸福之中。同时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帕萨迪纳出发，和钱先生一家一路同行的还有李正武、孙湘教授一家。进入深圳车站休息室坐定后，我把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和院学术秘书钱三强先生的欢迎函面交给他们。钱学森先生站了起来，再次和我们握手，并走到李教授跟前说：“正武兄，这下我们真的到了中国了。恭喜！恭喜！”两个人又激动地握手。孙湘教授把怀中的孩儿递给丈夫，从手提包里取出他们随身带来的离美那天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给我看，上面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

这天，钱先生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开始了生活上崭新的一页。

在如今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从浙江杭州加急发给中国科学院并转外交部的电报，这份电报同时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这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报，真实记录了钱学森刚回国时的情况：

“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

电报说，钱学森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

电报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