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中关村，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不远处，就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高高的大楼。

一身浅灰色的西装，一头浅灰色的头发，78岁的戴汝为院士作为“博导”还在带研究生，还在忙碌地工作。他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向笔者叙述他的恩师钱学森——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之后，所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就是他。

戴汝为院士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一是就读于名校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二是毕业之后成为名师钱学森的研究生。这名校、名师加上他自己的努力，使他走上成功之路。

戴汝为是云南昆明人。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戴汝为有幸就读于西南联大附属小学、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受到很好的教育。1951年戴汝为高中毕业，无论如何要报考清华大学，与4位同学一起“上京赴考”。那时候交通艰难，他带着铺盖，花了22天时间才从昆明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无处落脚。天无绝人之路，正巧那时候北京市政府收押妓女，前门那一带的房子空着，他们就住了进去。然后去考试，5人居然全部考上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这也表明西南联大附属中学的教育质量很好。戴汝为考上清华大学，由于学的是理科，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往北京大学。

1955年，戴汝为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室，室主任是钱伟长。真是天赐良机，钱学森正在这时候回来，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戴汝为被“分配”到钱学森门下，成为钱学森的研究生。戴汝为知道钱学森是国际闻名的科学家，能够在钱学森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非常兴奋。

戴汝为记得，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一次开全所大会时，不过10个人而已。当时，钱学森不过4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工作相当忙碌。

钱学森开始举办工程控制论讲座，每周讲一次。对于戴汝为来说，这是从未接触过的课题。戴汝为与另外一位研究生何善堉一起负责整理钱学森的讲课笔记。钱学森拿出一本从美国带回来的他写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论》，作为教科书。何善堉在1949年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英文较好，而戴汝为在北京大学当时学的是俄语，只在中学时学过英语，这时就下苦功夫学英语。

当时借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大厅举行讲座，听课者200多人，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在诸多听课者之中，最特殊也最感人的是天津大学的年轻教师周恒，他居然每周从天津赶来听课，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堂课。那时候，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交通并不方便，能够使周恒不顾劳累往返于京津之间，这表明钱学森的讲课具有何等的魅力。如今，周恒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戴汝为说，钱学森备课非常充分，讲课只拿着一支粉笔，不带书，讲课层次分明，语言流畅。钱学森的粉笔字写得也非常清晰、规范。戴汝为说，听过钱学森的课的人都发现这位新来的所长确实有独到之处。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同学说从来没有听过讲得那么好的课，这位科学家真不简单。钱学森讲课的时候，能够引人入胜，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

戴汝为把听课笔记整理好之后，交给钱学森。钱学森会很仔细进行修改，用红笔标记出不合适的地方，然后交给戴汝为刻蜡纸，印成讲义，发给听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