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还要有地方。紧接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择院址。

聂荣臻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央军委对外联络处处长安东、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一起开会研究。

笔者在访问任新民时，他说安东曾经担任聂荣臻元帅秘书，精明强干，办事雷厉风行。安东原名安振威，1932年（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5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51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1952年6月兼任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协助代总长聂荣臻安排和处理日常工作。后来担任聂荣臻元帅秘书。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6年5月，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作委员会成立，安东为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长。

安东积极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寻找院址。

导弹研制部门是需严格保密的单位，设在北京城区显然不合适。经过中央军委对外联络处处长安东的多方联络，解放军124疗养院、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都表示可以腾出地方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位于车道沟的北京空军466医院、位于黄带子坟的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和位于西钓鱼台的解放军124疗养院作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址。

“黄带子坟”是一个老北京才知道的地方。“黄”，即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北京的紫禁城就叫作“黄圈圈”。清朝宗室叫作“黄带子”。所谓“黄带子坟”，也就是清朝宗室的安葬之处。

谁都没有想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就在“黄带子坟”安营扎寨。钱学森就在这里摆开研制导弹的阵势。

很早就到“黄带子坟”上班的，是任新民和庄逢甘。他们当时出差北京，奉院长陈赓之命就赶到这里。他俩垒起一摞砖头，撂上几块木板，就开始工作。晚上就在那里睡地铺。聂荣臻和钱学森知道之后，都深受感动。有了这样一支铁打的队伍，中国的导弹事业就有希望了。

有了地方有了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就从无到有了。

1956年10月8日，对于钱学森是一个值得两重纪念的日子：第一，这是钱学森回国正好1周年的日子；第二，这是钱学森所领导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的日子。就在钱学森跨过罗湖桥整整一年的日子里，这位导弹专家走上新中国导弹研究院院长的岗位。

车道沟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的食堂，变成了礼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这一天，成了新中国导弹事业奠基的日子。

200多人出席了大会。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聂荣臻、钱学森、李强、安东、钟夫翔等。

出席者大都穿着绿色的军装，而钱学森则穿着便衣——回国不久的他，当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