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

阳光伴着小草一点点长大。

我把阳光攥在手里，

想和他说说心里话：

谁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家乡又在哪？

阳光他调皮地看着我，

就是不回答。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为什么呀？

这首生动活泼的橡皮虫儿歌《这是为什么》，是那么的欢快。然而，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也叫《这是为什么？》，那文字却是那么的咄咄逼人：

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

《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社论《这是为什么？》，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块里程碑。从这一天开始，一场名叫“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暴风骤雨一般席卷着中国大地。

在美国生活了20年，回国才1年多的钱学森，从来没有领教过中国政治运动的滋味。20世纪50、60、70年代，中国“盛产”政治运动，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诚如钱学森在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中所说：“我们的党提出了整风的号召，整风运动开始后，跟着就是反右派，搞干部下放，然后是查五气、反浪费、反保守……”那时候，钱学森回国才两年多，就要经受“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干部下放”“查五气”“反浪费”“反保守”这么多政治运动。

对于钱学森来说，头一回接受“阶级斗争”风雨的洗礼。什么“大鸣大放”，什么“大字报”，什么“批判会”，什么“斗争会”……钱学森从来没有见过。那时候的中国，由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很多人成了“老运动员”。可是对于钱学森来说，却是平生第一次经受中国政治运动的洗礼。

报纸上铺天盖地般登满“大批判”文章，指责章伯钧、罗隆基是“大右派”，“章罗联盟”是“右派分子”的核心，还指责储安平是“最反动”的“右派分子”……

笔者在采访当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的罗涵先先生时，对于他当年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表示惊讶，因为他当时还身兼罗隆基秘书，而罗隆基是中国第二号“大右派”。罗涵先笑着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大鸣大放”中非常积极，每次“鸣放”会上都有许多人排队争着发言。每当轮到罗涵先要发言时，别人就说，你是中央秘书长，发言的机会有的是，就“让”一下吧。罗涵先就这样一让再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所以罗涵先在“大鸣大放”期间没有“鸣放”，也就没有“右派言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不过，从罗涵先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当年“大鸣大放”的盛况。

钱学森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没有什么交往，读着那些充满火药味的“大批判”文章，还有点隔岸观火的感觉。然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和深入，中国科学界也“揪”出众多的右派，就连钱学森担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也“揪”出一个又一个“右派分子”。钱学森所熟悉的朋友，一个个“中弹”，如同一颗颗炸弹在他的脚边爆炸，剧烈地震撼着钱学森。

第一个震撼弹，就是朱兆祥被打倒了！

朱兆祥是钱学森最熟悉不过的了。钱学森一跨过深圳的罗湖桥，代表中国科学院前来欢迎他的就是朱兆祥。在钱学森回国之初，朱兆祥每天都陪伴着钱学森，陪着钱学森到广州、到上海、到北京、到东北……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初建的日子里，朱兆祥作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给予钱学森许多帮助。在钱学森的眼里，朱兆祥是党的代表，向来对他非常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