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那段写诗的日子，我庆幸自己始终未忘记对父母亲朋的责任心，未被种种野蛮的悲伤所摧毁。人生如此艰辛，很多时候我们能逢凶化吉，多半是因为对他人肩负着某种责任。正是责任的缆绳把我们从绝望的深海里拖回岸上。责任心真是个好东西，我们的人生尚有些希望，多是拜其所赐。因为有了对他人的责任心，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多了一种自救的维度。

事实上，从很早开始，我就已经意识到我的家人是我生命中的弱者，我必须尽心照顾他们，必须尽力好好活着。而这一切，与我写不写诗都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命运就是你的周遭。而你的人生，就是你所担负的一切，并为这一切所塑造。我在中学毕业时因家庭的变故放下锄头告别了农村，又在大学毕业时放下诗歌告别了八十年代，多半是为了担起他人的责任。至于我将来会不会写诗，能否担起自己理想中的人生责任，只能留到将来去想。

现在一切都明朗了。我是八十年代的幸存者，我知道读诗和写诗乃生命之本能。二十年前，我扔下了锄头和诗歌进城，一去不返。我庆幸自己先找回了诗歌，我还要找回我的锄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文字找到我的未来，也通过我的文字找到我的过去。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也是已然沉睡的过往。

诗与罪行

年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篇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只是一脚跨在诗歌的门槛上，转身便走了。直到有一天，我猛然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新添一部诗集，我开始惊讶于自己生活的粗糙。我是怎样忍受了生活中没有诗歌的十几年？我究竟过着一种怎样糟糕的生活？事实上，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不只是我渐渐远离了诗歌，此时的诗歌也已是四面楚歌。曾经活跃的诗人，有的去了海外，有的进了监狱，有的改弦更张，有的走向灭亡。种种不祥的征兆像是电影《死亡诗社》的结局。在诗歌没落之前，最轰动一时的是两位极具才华的诗人相继死去。一九八九年海子在北京自杀，四年后，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杀妻之后自杀。

海子与顾城的死，为九十年代诗歌之死写下了阴郁、沉重的注脚。再后来的情形，年轻读者亦不陌生。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人们远离了心灵生活。八十年代的海子曾经在《遥远的路程》中眺望远方——“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而遥远的路程上却干干净净。”十几年后，北岛却在《波兰来客》中伤感地怀念起九十年代以前的生活——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伴随着网络文本的兴起，与诗歌一起被送上手术台和被告席的还有广义的文学。昔日的诗人甚至开始宣告诗歌已死或文学已死。大众文化里，“文学青年”这个曾经让少男少女眼前一亮的词汇，渐渐被缩略为“文青”，沦为贬义——如今谁还会像八十年代一样在征婚启事上标明“热爱文学”呢？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将二十世纪这场失意的革命的源头指向文学。他们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染上了“文学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不是文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出身，而这百年病症需要新兴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方可医治。

我承认，最初读到类似观点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也很快起了疑心。如果说“文学病”的症状是感性压倒了理性，又怎么解释乔治·奥威尔的文学作品《一九八四》、《动物庄园》所具有的历史洞见？同样是诗人出身的弥尔顿又怎么能写出石破天惊的《论出版自由》？而大律师罗伯斯庇尔又为何没能带领好法国人，让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如果文学必须为一代人的愚蠢担责，文学岂不成了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