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无力抵挡生活的诱惑：精神的和物质的。这本来无可厚非：人人都有一座无法言说的感情的库藏。

可是问题还在于，人总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主观的和客观的。人在主观的世界中，尽可以充分想象生活，在想象中满足自己的愿望；可是，当人一回到现实的客观世界，就必然受到社会和道德的规范。周丽珠无力摆脱这种困境：私欲的骚动和良心的责备。一个不善于欺骗别人的人，往往善于欺骗自己。她在丈夫的雄辩中为自己找到了种种圆满的解释，在自我欺骗中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丝安慰，一种超脱。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懦弱而又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性格：外界的物质诱惑对于一般的人往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对于天良未泯的正派人来说，一旦个人的潜意识突破意识的防线，每个人都是自己良心的最好辩护律师。在自我谴责的同时，又努力寻求与社会道德的一致性。

周丽珠的性格中无疑潜伏着某种悲剧性的因素，长处同短处不可分割地胶合在一起。可是，她的悲剧却绝非是“缺点本身引申出来的结果”。在人丰富的多样性统一的内心世界中，我们看到：每一个较低层次的观念总是受制于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观念。一旦现实终于给了她无情的一击，当她从挂号室小刘那儿明白：她将要为之付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人格，还有社会的利益。一种完善的道德意识整合了她的行动。在邪恶和正义之间，她选择了正义。

周丽珠的“发现”和“突转”几乎同时进行，然而这个“突转”却意味着她开始由顺境转入逆境。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这里，周丽珠扮演了一个正义女神的角色，却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一种健康的意识使她在道德上重新抱着正直的态度，竭力追求善良和公正的事物。可是，当她的视线仅仅集中在事件本身的道德价值上时，她就未免显得幼稚，因为历史的进程不能仅仅用道德来解释。她过低地估价了王大壮，同时也就不切实际地估价着自己。她向领导伸出双手，得到的只是一种不乏诚意的“清谈”；而当她转身投入行动，面对的却是嫉妒、猜疑、嘲讽、威胁……外在的环境再一次站出来，强制着她的生活轨迹。她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前门拒盗，后院失火。当她坚持用自己内在的尺度去重新评介生活时，她的行动反而加速了她悲剧的发生。最后，她几乎冷静地坐以待毙。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惟妙惟肖的现实生活的图景，一张无形的关系的网：每个人都受着他人的钳制——物质的规定或者感情的维系；每个人都正派高尚，公众面前无懈可击；每个人又都有着难言之隐，为一种异己的违心力量所驱使；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心理生活，而不是为了衬托主要人物而变成某种概念的演绎。他们循着各自的行动轨迹，不自觉地促成了事件的发展。

周丽珠的全线失利引起了我们如此巨大的震动。她拥有正义和公理，但是她的结局却以悲剧的形式出现。在生活的各种必然逻辑和巨大的惯性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她别无选择。周丽珠的悲剧无疑带有被强化的艺术痕迹，但却凸显出了某种社会心理潜在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