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是周日中午，母亲会把做好的菜分成两份，一份装在一个大号的铝饭盒里，另一份盛到盘子里放在餐桌上。铝制饭盒家里有好几个，上面刻着商标。平日里，父母会带好一盒菜，再用一个空饭盒装上米，到单位洗米、放水，然后在饭盒上系上代表自己颜色的绳子，将饭盒放进单位锅炉房旁边的大蒸柜，到中午带块毛巾，把蒸好的一满盒米饭拿走。有时候为了多带一些好吃的，母亲还会再加一个中号饭盒，上面有一个“尽”字，那是外婆的名字。待到饭菜温热，饭盒没有那么烫手的时候，父亲会把两到三个塑料袋一层层套在饭盒外面，然后系牢固，以免菜汤洒落，再装到书包里。

不是每个周末都会有这样的场景，但每次回家的时候一定会是这样的告别流程，没有人制定，但每个人都会按照这个流程执行。吃完午饭，母亲会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厨房，这个时间父亲带着打气筒去楼下检查自行车的前后胎是否气量充足。最后检查一遍是否有什么需要带的东西还没有被放在包里，收录机里传出电台午间的点歌节目，有人打进热线说，你好，主持人，是我吗？真的是我吗？

蓝色行李包被父亲放在那辆绿色飞鸽二八自行车的后架上，父亲推车走在前面，母亲跟在后面。从小区到车站这一路上，父母会和遇见的各种同事、邻里打招呼，好！是啊，送他去车站，回学校。我不说话，微笑、点头，算是礼貌的应答。

面对火车站右手，有一个庞杂的货运区域，其间的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安检直达火车站台。在到达站台前的拐弯处，常聚集着学校里不同班级的同学，大家心照不宣地在火车出发前想办法混进上车的人群里，然后分散到不同的车厢中。尽管这些十六七岁的伎俩过于幼稚，但这似乎成为回忆中扮演成熟的唯一乐趣。当然，每个人的方法各不相同，有长相老成的同学，会穿着家长的铁路制服，拿一个破烂的黑皮包，假扮通勤职工；也有拉帮结伙的同学，完全不会心虚胆战，反而大大方方有说有笑地进站上车，因为他们知道越放松自然越不容易引起注意；当然，也一定有有备而来的同学，手拿一张站台票，假装进站送人，骗过乘务员上了车。这是周末返校最刺激的挑战。如果幸运，这一路不会有任何人过来查票，若被查到就乖乖地补一张票，并可怜兮兮地说，自己是刚刚那一站才上来的，以免被补一张全程票。经过经验积累和信息共享，一般看到某个列车员或者列车长，就会知道这趟车会是什么情况。再乖的孩子，也会心存侥幸，宁愿逃票省些吃小炒的餐费，也不会每周自掏腰包往返学校。两个小时后，列车抵达终点站，天津。

下车不出站，走过长长的地下通道，直接坐上另一趟慢车，慢车会在半小时后发车。放心，不会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查票，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放松地卸去伪装，开始聊天、打牌、吃饭、逗趣……慢慢的，一整列车厢，汇集了不同方向、不同口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及样貌的人。车开动，十五分钟后抵达车站，129公里。这是天津近郊一个貌似无人看守的火车小站，步行五分钟，进入校门，人群退潮一般即刻消失在不同的宿舍房间里。这是十六岁后的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独自走一遍的路。

2014年春节，老同学开车接我参加聚会，我又一次走了这条很久没有走过的路，路边的农田大多变成了别墅或者公寓楼，当年坑洼不平的土路也变成了城市迎宾大道，似乎摇晃着昏睡在路上的时光，谈笑间就可以抵达了。熟悉的都已陌生，就像飞驰的年代里，我已无处寻觅那小小的站台，和站台上渺小的自己。就像每一座城市都曾是异乡，每一个异乡都将亲如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