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原因是，《开放的作品》出版后，我开始了另外的工作，即进行辩论和自卫，这场斗争持续了好几年。一方面，《韦里》杂志的朋友们、后来的“63年集团”的核心集团非常赞同我的某些理论立场，另一方面是另外一些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被如此激怒，好像我在侮辱他们的母亲。他们说，不能这样谈论艺术，他们对我侮辱谩骂。那是非常好玩的年代。

《新法兰西评论》月刊上刊出的那些文章也引起了入门出版社的弗朗索瓦·瓦尔的兴趣，他希望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之前我先翻译出来。于是，翻译很快开始，但用了3年的时间，修改了3遍，瓦尔几乎是逐字逐句在认真推敲，甚至就每一行给我写3页纸的长信，提出很多问题，或者是我到巴黎去进行讨论，就这样来来往往一直持续到1965年。那是一次从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珍贵的经历。

我记得，瓦尔对我说，他感到很有意思，我探讨的问题是从信息和美国语义学（莫里斯、理查兹）出发的，法国的语言学家们、结构主义者们对他们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是不是认识列维–施特劳斯。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甚至对索热尔我也只是因好奇而略读过一些其作品（偶尔看过一些，贝里奥对他很感兴趣，是因为他的音乐节目而对他感兴趣。我相信，他甚至抄下了索热尔的《河流》，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我一直没有还给他）。就这样，在瓦尔的催促之下，我开始研究那些“结构主义者”（自然我已经认识巴特，他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朋友，但他最后是在1964年作为一位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者而出名的，在《交流》第4期发表了他的作品）。对我最大的三大冲击差不多都是在1963年：列维－施特劳斯的《无法交流的思想》、雅各布森在《子夜》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俄罗斯的结构主义者的作品（托多洛夫的作品还没有翻译过来，当时只有厄利克的那本经典著作，现在我正在为邦皮亚尼出版社翻译）。因此，在1965年的法文版中（后来是在这一意大利文版本中）加进了很多涉及语言结构问题的注解。但是，《开放的作品》是在另一种环境之下写成的，尽管我后来在修改中加进了“语音和语义”，但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出来。我把它看作前符号学的工作：涉及的是我只是到现在才开始慢慢接触的问题，在学习了一般符号学理论之后才接触的问题。在认识了《符号学初步》的巴特之后，我再也不会对《文献的欢乐》的巴特那么满腔热情了，因为他认为他超越了符号学问题，将它引导到了这样一个点，我正是从这一个点作为出发点开始起步的：说明一篇文章是一部使人享乐的机器（正如后来说明这是一种开放的经历一样）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问题在于将这架机器拆卸开来。我在《开放的作品》中做得很不够，我只是说存在这一问题。

有人很可能会问，我现在有了符号学的经验之后是不是能够重写《开放的作品》，最终说明这一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厚颜无耻的，是坚决的。我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伊甸园语言中美学信息的诞生》，后来附在我1971年出版的《内容的形式》一书中。只有短短的16页，但我觉得没有再多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