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者。历数对《开放的作品》的拒绝情况很有意思。要想找到近几年来另一本受到如此激烈抨击的书，那就只能是桑圭内蒂的《意大利的诡谲》一书了。阿尔多·罗西在《国家晚报》上撰文说：“我想起了一位权威的诗人说的一段话，其大意是：你们告诉那个打开作品又合起书本（那几乎就是在出牌，在打牌，或者在以左派的方式治理国家）的年轻作者，最终他将走上讲台，他的学生们在学着读了十几本杂志之后将在短时间之内变得如此能干，以致将取代他，占据他的位置。”1962年6月23日的《问题》周刊（《开放的作品》刚出版几周）上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谈到了“小人物们的哲学家恩佐·帕奇”，指出：“选择《开放的作品》这一书名就是一种赎罪的行动，就是作者的一种抢先发言的企图。他的头脑中会闪出这样的怀疑（但愿事实会否定这一点）：打开这本书感到很晦涩的人事实上是不是会很少。”在《问题》周刊（1962年12月15日）上刊登了乔瓦尼·乌尔巴尼的争论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原因的原因”，文章说，由于艺术作品的“存在”被使之成为科学的试图所取代，将作品解释为总是想要说出别人的某些东西，这样一来似乎是，“统一的断语意味着……不可否认：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是非艺术的”。乌尔巴尼正是对这一前景感到担心，所以带着挖苦口气承认说，这样就会有很多好处，其中第一个好处就是，无需再进行评论，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发表与他人不同的意见。“坏处现在则只有一个，但这一个也无关紧要。这是这样一本书……它使意大利那些最懒惰的评论家们感到高兴，它以这样的说法来安慰他们：如果对一部艺术作品的所有评判结论都是错误的，其间的原因在于艺术作品本身，而不在于那些不善思考的伟大头脑运转不灵。总之，作品本身是（讲了些愚蠢东西的）原因，寻找存在愚蠢的其他原因毫无用处。”

福尔图纳托·帕斯夸利诺在《罗马观察家报》（1962年6月13日，题目是“文学与科学主义”）上写道：“作家们一旦脱离了与现实的正确关系，就会躲藏到科学和哲学文化的树林里，埋头致力于荒唐的选择，埋头完成美学以外的任务。他们所想的再也不是在诗意或者艺术方面成功的作品，而是满足‘现代世界’、科学、技术的要求的作品，或者说是开放的作品。”他说，这本书是一本指责拉斐尔的作品是“闭合的”作品的书（“至少根据著名艺术评论家阿尔甘在介绍艾柯的这本书时所作的评价，拉斐尔的作品属于这样的作品。”），但这位作者承认，艾柯是在为这样一种艺术作品创建理论，“这种艺术作品永远像现实一样开放，但是，这种直觉来自认知适应事物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原则，而不是其他如托马斯之类的来源，他（我们的这位作者）顺手拿来托马斯的思想精华，尽管他否定这一思想的理论和方法学的价值，而在以前他是承认这种价值的”。

最愤怒的指责是一位叫埃利奥·梅尔库里的在《电影评论》（1963年3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份杂志的一位重要撰稿人是阿尔曼多·普莱贝。梅尔库里在这篇题为“作为荒唐作品的开放作品”的文章中一开始就引用了荷尔德林希望回到“非形象”的诗，献给“厌倦了形而上学乐趣、没有在《开放的作品》中给我们提供的世界中迷失的艾柯”。对这位“米兰新资本主义的美好灵魂”还献上了歌德的这句话：“他着迷似的眯着眼看着远方，想像着云彩之上和他相同的某种东西。”他说：“这一简单真理尽管构成人的力量源泉，但从来没有迷惑过人，不像现在这样迷惑人。”梅尔库里引用马尔科姆·劳里、卡夫卡、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等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指责这本书被动地接受混乱和无序，指出：“艾柯这本平庸的书……向我们建议，人的唯一的道义，注意是‘唯一的’，是接受这种局面，接受这种基本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