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只有从正门昂扬走进去的人方有资格住进楼梯旁镶有大理石扶手的漂亮房子，这个规矩适应于任何时代。

最早我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里面写道：脚上有牛屎的农民在少奶奶牙床上打滚。于是总是勾起我的思想，赤脚的农民从此睡在地主小姐曾经睡过的地方，是否真能构成农民运动激荡年代里的翻身道情。

这里，丝毫不涉及代表一个阶级的人，搬进另外一个阶级世代集中居住的地方是否对头的问题。对于“搬家事宜”我考虑得格外仔细。

据我读过的书上记载，首先是背着长枪的农会会员，将地主及其家属捆绑成一行，然后房子里的檀木家具全都堆放在露天。即将搬进去的农民暂时还不习惯这些檀木家具，因此，由茅屋向青砖大宅院迁徒的过程中，仍没忘记带上他们的柴草。这就是，柴草一路丢失最后消失在那扇黑漆大门里面，使我最终知道这里面住的究竟是谁。

我曾经活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那个年代里。在我简陋住所的彼岸世界，醒目地矗立着一座教授楼。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事能跟教授联系上，因而也从来没有进过虽说是彼岸但也只有咫尺之遥的神圣殿堂。

使我能够真正走到教授楼“里面”看个究竟的原因，还真是始于一些多余的话。

那是异常凛冽的冬日，我家厨房里的水管冻坏了，一个管道工前往我家厨房修理。那双带有冻疮的手紧握冰冷的铁钳，在管道上扳来扳去的情景，真像是刚出笼的白面馒头在冰水中浸泡。

我看着他都冻得瑟瑟发抖，我是怕冷的。此时，怕冷的人对不怕冷的人怀有隐隐的歧视，他没有修好水龙头，让自来水喷了一个满身后走了。

我是最看不得通过艰苦劳动把水龙头修好的整个过程，更何况他并没有修好。艰苦的修理过程有如激烈的搏斗，让我产生一种假惺惺的不忍卒读之感。被冰冷水柱击败的管道工学徒，临走时甚至不好意思抖去棉袄上的水。他羞愧而去，从此永远藏匿于我们全家人的埋怨声中，并且永不露面。要知道，全家人的埋怨声复述起来是很难听的。依照家里人的见解，他应该先在什么地方练练手艺，然后再来上班。肆意流淌的水在厨房里哗哗歌唱，永恒地等待着他。但是偏不，他走后不久，我家厨房里来了一个真正的管道工。

当时，我正在另外一间屋子，只听见厨房有一个傲慢的声音在问：“这水龙头是怎么回事啊？”询问中带有对这不好修的水龙头和我们全家人欺负他徒弟的行径的不满，因为这情景，除了我祖母的寒暄，厨房里再也没有人说话了。只过片刻，只听到来人说：“行了。”又听到工具放入帆布包叮叮当当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厨房里有其他杂音，这情景令我和全家人不敢再吭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