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这样的对话：

毛世来一张票凭什么卖五千块？

大米卖到一万块一石了，毛世来也只是为五斗米折腰。

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市有一条街叫太原街，这条街很长，商店很多，街道两旁摆满了卖银元的小摊，军公人员领到薪饷，急忙跑到太原街去买银元，当时叫做“保值”。那时银元市价紊乱，“货比三家不吃亏”，手里攒着钞票的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问价钱，怎么越问银元越值钱？还是开头第一家价码合算，急忙回到原处去买，这“第一家”居然比“最后一家”还要贵！“早晚市价不同”，货比三家吃了亏。

于是国军的“五强”作风，渐渐由关内带到关外：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

强买，商家定价一百元的货物，硬要二十块钱买下来。强卖，拿着东西到商店推销，明明只值二十块钱，硬要一百块卖给你。强借，借用老百姓家的东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或腔调不同，互相轻视。有些士兵听不懂东北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他的乡音，借东西沟通失败，自己升堂入室寻找，哪有工夫听老百姓争论，索性举手就打，拿了东西就走。强住，军人不带着房子走路，随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没有。强娶，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采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强娶的例子关内多，关外少，但是影响面很大。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那时“五强”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实际上中国的国势很弱，老百姓把军人违纪扰民的行为凑成五项，冠以五强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原因是成立许多保安团。

几乎人人都说，政府没有收编东北的青年，犯下极大的错误。我到沈阳以后知道，经过苏联红军占领和中共抢先接收两番淘洗，等到国民政府的大员出现，“满洲国”的军队已不存在。国军也曾收容残余，编了两个师，战斗力平常，军纪也差。（据溥杰写的文章说，日本根本不希望“满洲国”有很好的军队。）第一批出关的军队也曾大量吸收东北青年入营，宪兵第六团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还奉命去监考。

然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保安团，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团的番号。

保安团是就地取材的“民兵”，军事当局先委派某人做团长，他再找营长连长，四处招兵。政府给他们的薪饷补给诸多不足，他们自己就地筹措，怎样筹措呢？除了“五强”，他们不知道别的办法。有个保安团长在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进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商人到西区宪兵队告状，郭班长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厅。

我奉令去找那个保安团长，冒着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让我进门，却任我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我说话他装做没听见。等到酒过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告诉他，他必须把东西归还原主，究竟哪一天归还，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他站起来指着我，斥责我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谷正伦的灵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执行勤务，我现在代表连长，代表警备司令部，代表国家的法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一定要归还。”说完，我离开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