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3年6月。我生于忧患。

我出生之前，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队突袭沈阳北大营，随后占领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日本军队向上海发起进攻，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炸毁；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同年5月，日军沿长城攻陷中国军队阵地，占据了密云、怀柔，威胁北平，即将长驱直入，在华北大地上耀武扬威。

似乎遥远的北方近邻，在北半球拥有最辽阔疆土的苏联，已经强制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把成百万的农民和许多少数民族赶出家园，流徙异乡，对抗者遭到肉体折磨或消灭。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以社会民主党为最危险的敌人，致使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堂而皇之地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原先慕尼黑酒吧里的捣乱者要在整个欧洲逞凶了。

1933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杨铨（杏佛）遭暗杀，鲁迅明知自己也已列入黑名单，还是毅然前往杨杏佛的追悼会，随身没有带家门的钥匙。他的挽诗留下了“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句子，使我们知道当时连苍天也垂泪了。

就在这个多事的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的行营召开了南方五省“剿匪军事会议”，而中央苏区的共产党还正进行激烈的内部斗争，同时在所谓“查田运动”中乱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闹得农村里惶恐不安。

这就是我生逢的乱世。但我呱呱落地时自然一无所知。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小小生灵，在风雨飘摇的国运之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个人命运，有多少必然，又有多少偶然，简直谁也无法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