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壁报只出了创刊号。因为给《奔流》壁报投稿，那编者是高中的马宗汉，他约我帮他编文艺版；第二年，即1946开春我又参加了陈秉智、赵嗣良、张乃圣、李新民等组织的自由读书会，有壁报《自由周刊》，我自己就不再出壁报了。

汇文中学，壁报和壁报后面的课外社团十分活跃，在北平的中学里是突出的。后来甚至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汇文和慕贞，育英和贝满，崇实和崇慈，都是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相邻，原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将它们改归市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复原名。

这些学校本来就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汇文初创于1871年，当时称汇文学校，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现在一些历史专题片里，少不了从有限的老电影胶片中翻出的一个镜头：五四运动时一支学生游行队伍打着汇文的横标。段祺瑞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里，汇文有唐耀昆、谢勘两同学遇难（唐耀昆是六十年后一度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叔父），校园里一直矗着纪念他们的方尖碑，日本占领时期，校方在碑上涂抹了一层灰泥盖住碑文，才保存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老校长高凤山又回来了，他是留美学生，教育思想开明，汇文有比较浓厚的民主空气，跟他的学养作风分不开。我当时完全不懂政治，尤其于政治的组织层面更是不甚了了。我如饥似渴地要读课外书，读原先不曾见的新书，参加自由读书会，却不知创办者之一的陈秉智那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且还是支部书记。我只把他们看作同样热爱文学、同样关心国事的高年级大同学。他们告诫我要警惕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我才多少感觉到事情——或叫斗争的复杂和严重。

战争和灾难的动荡年代使人早熟，锻炼人应付社会生活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变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则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长善观察、知进退、团结多数以打击敌对力量的政治智慧。我那些地下党的兄长们属于这一代，当时他们不过十七八岁顶多二十挂零，领导汇文等校的北平地下党中学学委李营（化名老丁）也不过二十多岁。有人说我也算是早熟，不对，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情绪化的，只是依凭朴素的正义感，作直觉的判断，跟着我信任的人走，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没有逻辑的过程。

在国民党抑或共产党、蒋介石抑或毛泽东之间作出选择，对每一个20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在1945年秋冬在同学中间毫不避讳对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的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蒋介石写得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