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名没有统一译法也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本书采取或者“跟着群众走”或者“跟着专家走”两条路线。前者如本书主角von Neumann，大多数人把他译为“冯·诺依曼”，因此本书也取“冯·诺依曼”。后者如Hans Albrecht Bethe，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编的《世界人物大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中译作“贝蒂”，而在由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系的两位教授编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中译作“贝特”，显然，后者更专业化一些，因此本书就跟着用“贝特”这个译名了。

本书视野十分广阔，涉及大量的人、地、书刊、历史事件和典故，其中许多是我国读者不熟悉的。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我尽可能以“译者注”的方式给予简要介绍。为此，那时我几乎天天跑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十分辛苦，也相当困难。现在好了，在家里的电脑上随时可以上网检索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次修改过程中，我对原先的200多个“译者注”重新检查了一遍，做了相应修改（如不少历史人物近几年陆续去世）。原先应该加注，苦于找不到资料而作罢的，这次得以解决。例如书中提到罗素的朋友Gamel Brenan，这是何许人也？经过上网搜索，终于弄明白罗素的这个朋友原来是个女的，原名Gamel Woolsey，是个作家和诗人，Brenan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如果把本书看成一部“教材”，那么这些注解就是“补充教材”，是我额外献给读者的礼物。

本书译文在海峡两岸的图书评奖中，都有所斩获。在由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和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4家的有关机构发起，由科学时报主办的“读书杯”评奖中，本书获得科学文化·科学普及佳作奖；在台湾，由吴大猷学术基金会主办的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评奖中，本书获得翻译类佳作奖。这使本书成为在海峡两岸同时获奖的极少数图书之一。有趣的是，吴大猷学术基金会颁给笔者的奖牌上，刻着“吴鹤龄小姐惠存”，把白发老翁误当成妙龄女郎。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奖的评奖委员会是“认书不认人”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这个奖不是译者本人“跑”来的。

本书原著出版于1992年，柏林墙倒塌不久，苏联刚刚解体。译著初版于2005年，冷战已经结束，反恐业已展开。时隔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恐怖主义不但没有被消灭，还有大大扩张之势；“新冷战”或“准冷战”似乎要抬头；和平还是战争仍是世界人民面临的大问题。因此，本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观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凸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值得人们重视。

限于知识和水平，译者虽尽了最大努力，恐怕译文中仍有不少问题，热诚欢迎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