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公立医院服务时，曾有一次去妇产科病房做麻醉访视。不知道为什么，一进门，一屋子的家属一个接着一个无声无息地离开，只剩下家长。等我做完所有的访视程序并且填好访视单，要离开时，忽然被叫住了。

“侯医师，请留步。”

我停了下来，以为他还有问题。没想到这位先生直接拿出一个红包往我的白袍大衣口袋塞。

“一点小小的意思，请多照顾我的太太。”

一看到红包，我立刻拿出来还给他。我说：“我在医院服务这么久，从来没有收过一个红包。再说，收受红包是违法的……”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在病房里，花了很多时间推来推去，直到这位先生确定我是真的不收，而非只是做姿态，才停了下来。

“果然不收红包。”他似乎有点落寞，随后迸出了一句我只在日本卡通片里听过的语法。

他说：“不愧是侯文咏医师啊。”

就在那一刹那，所有那些消失了的其他家属，一个一个都从门后出现了。

“他们都是你忠实的读者呢，听到你是妈妈的麻醉医师，兴奋得不得了，早把书都带来了，”先生说，“你可以帮他们签名吗？”

访视病人的时候签名虽不是很恰当，可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站在视病犹亲的立场，我似乎也没什么道理推辞。

于是，几乎是我的全集的十多本书被从柜子里面拿了出来。

我边签名边抱怨：“你们不是我的读者吗？既然读过我的书，应该知道我的人格，干吗还塞红包呢？”

“侯医师，读你的书我们当然知道你不收红包，”这位先生面带几分抱歉的表情，淡淡地说，“可是，你知道的，很多写书的人和他书上写的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次，深夜十二点多，我和友人开车在马路上，肚子饿了，远远见到前面马路左转就是夜市，一时见猎心喜，就左转方向盘，没想到汽车才转入夜市街，迎面而来就是招手的警察先生。

我把汽车停下来，摇下了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