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十九世纪来到东方的洋人，经过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死亡之后，将有三个灵魂，其中的一个灵魂会进入阴间。阴间是阳间社会的翻版，灵魂在阴间所遭遇的将与阳间千差万别。

中国的人口为世界第一。

埋葬在这块土地上的故去者的数量同样也为世界第一。

如果自古以来所有的故去者都以三个灵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块土地上到底会有多少灵魂在游荡？

活着的中国人淹没在祖先熙熙攘攘的“魂海”之中。

中国人祖先的身影到处可见。

一个中国人，可以不信仰宗教，甚至可以不信神灵，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某个中国人宣称自己不崇拜祖先，那么他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唾弃。世界上从不曾有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一年中名为“清明节”的那一天，全民都去惦记或探望阴间的祖先；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充满现实活力的家里给祖先腾出表示依然“活”在我们之中的醒目位置；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把祖先的坟墓修建得豪华舒适——且不说中国历代帝王们那些至今让全世界游客瞠目的陵寝。

祖先的坟墓是现实生活中最神圣、最庄严的地方。中国大地上那些风景秀丽的向阳的山坡，长满青草树木和开放着各色花朵的半山腰以及平原上被小溪环绕的草木葱茏的地方，都是祖先们安息的地方。春天来了，中国人会倾家出动，扶老携幼，带着丰盛的食品和精美的纸钱，去与他们的祖先会面。因为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的孩子异常兴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平时根本看不到的食品过不了多一会就会成为他们享用的东西。孩子们对春天和煦的风以及温暖的太阳的深刻体会将成为终生记忆。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对这样的情景显然既迷惑又陶醉，因为他觉得这是中国人温存本性的一种绝妙的体现。

但是，洋人们，包括那些与中国人接触最多的传教士们很快就知道了，当中国人发现自己的这片风景被打扰了的时候，他们面对洋人所显露出的表情一点也不“罗曼谛克”。

义和团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大规模地破坏铁路、矿山和电线杆，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些洋玩意儿随随便便地闯入自己的家园，是这片土地上灾荒、饥饿以及一切不幸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这是义和团发布的重要战斗口号。“火轮船”上有洋兵护卫，毁坏起来不那么容易，弄不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铁路和电线杆，洋人就看不住了，这些东西几乎就在农民们的地头上。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往往穿过了农民们心中不可侵犯的地方——祖先的坟墓。在中国农民的眼里，这是洋人对自己祖先的亵渎。修建这些洋玩意儿的外国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把地理的、地质的、气候的所有因素都考虑周全了，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中国有一个与工程设计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文问题严重地存在着——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任何在中国人祖先坟墓上动土的举动，依旧会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依旧会比设计任何复杂的工程更让设计者焦头烂额。在中国，不要说是修建铁路，即使随便在哪块地里挖一个小土坑，都有可能打扰了某个人的某位祖先。

铁路是什么东西？

它与帝国农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它凭什么如此横行霸道要穿过村庄的中央？

张三和李四怎么可能让它压过自己家的地？

谁给的洋人轰隆隆地挖我们祖坟的权利？

祖先的尸骨被抛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不带来灾祸？

保不住祖坟的不肖子孙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义和团团员高举着铁锹铁镐，缠着红巾红腰带，唱着歌谣咒语，奋不顾身地向他们的敌人蜂拥而去——他们的敌人是铺展在田野上的两根钢铁的轨道。他们把铁轨的下方挖空，把枕木点燃，然后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帝国都城南面的保定路段、东面的天津路段上，蔓延百里的火光在夜色里如游动的长龙。朝廷不断地接到拳众破坏铁路的电报，铁路的管理方是洋人，因此外国使馆递交的公函更是如同雪片。朝廷派清军前去镇压，但是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们的举动等于拎着一桶水企图扑灭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清军的马队很快就在农民们的嘲笑声中畏惧不前了。突然，朝廷的电报中断了——通往京城上百里路上的电线杆一夜之间全消失了。同时，京郊和津郊的农民们家家都在放鞭炮庆祝房梁上架，他们的房梁上清楚地标有白色油漆写的电线杆编号。朝廷立刻增加打击兵力。但是，大平原上的茫茫夜色掩盖了农民们的踪迹；而且，同是中国人的清军官兵仿佛看见了被激怒的祖先的灵魂在夜色中时隐时现，他们相信祖先一旦愤怒绝对是大祸临头的预兆，于是纷纷下马磕头，请求游荡的灵魂们原谅自己的莽撞。消息传回朝廷，连慈禧听着都有点心慌，她在深宫的私人小庙里燃起香火，倾听祖先的灵魂有什么委屈要诉说。

以后的中国史书中，都把义和团拆毁铁路的举动放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下，那就是“阻止外国联军的进攻”，也就是说，义和团的行为是与入侵者作战时的必要行动。可是，历史事实是，当义和团的农民开始大肆拆毁铁路的时候，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外国联军的部队——渤海湾上游弋的外国军舰不少，但是舰上的官兵还没有在中国登陆。除了清军在朝廷的严令下偶尔干扰外，农民们向铁路发动的进攻基本上与“阻止外国联军”没有关系。义和团拆毁铁路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许洋人的玩意儿侵占自己的土地。

在中国人仍然将祖先留下的牛车骡车作为唯一交通工具的时代，西方的铁路已经成为平民出行时最普遍使用的经济快捷的交通工具。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种交通工具的范畴而影响到人类生活观念的转变，它的诞生是集人类非凡的想像力、伟大的创造力和挑战自然的雄心壮志的一个里程碑。在西方修建铁路的历史上，除了北美的印第安人曾经高举长矛向钢铁“怪物”进攻之外，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出产”过攻击铁路的故事。速度、利润、方便、快捷，西方人一度把马力最大、造型最美的火车机车视为宠物，英国人叫它为“红鼻子约翰”，美国人叫它为“风骚女郎”。在已经有了汽车赛时，西方居然也有过火车赛，各国不惜万里重洋用轮船把自己生产的机车运到美国的大平原上，让各种型号的机车并排奔跑，美国人在那一天里如同过节。那时，连美国西部的农民都知道，只要把牛羊赶上车厢运到东部，他们就能够换来开发牧场的机械；而最保守的英国农民也明白，只要火车能够通到他的农场，农场里的水果就能卖出惊人的好价钱。

但是此时的中国，从皇帝到农民，观点惊人的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东西。中国的牛车虽然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这是一种悠远的伤感；“青山转，绿水还”，这是一种现实的梦境。坐在牛车上面摇晃着，可唱可吟，可醒可睡，可以从容地算计一笔小交易上银两铜钱的得失，也可以触景生情地在冥想中与古老的祖先交流心曲——对于中国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是片刻不能中断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感受自己忙碌于世间的唯一可靠的证据。

一八六三年冬天，正与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收到上海二十多家洋行老板的联名信，提出要在上海至苏州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快捷地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给了帝国总理衙门，得到的回答是：“严加拒绝”。原因不详。

第一次看见火车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北京人。两年以后，即一八六五年，一个名叫杜兰德的英国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北京城外修了一条仅五百米长的窄轨小铁路，并且试行了小火车。谁知汽笛一响，京城人充满了恐惧和惊诧。

关于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的记载，见于《清稗类钞》一书，其文珍贵而有趣。“小汽车”，其实就是简陋的小型蒸汽机车，其速度绝不会比马车快多少，但在善于想象和夸张的中国人眼里，其速度居然如同妖怪急促飞奔。这个玩具般的东西，惊动了京城的文武百官，直到它被帝国的步军拆毁，中国人才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

同年七月六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了广州的洋人准备修建铁路的消息，说“西人欲在羊城造一火轮车路先通至禅山”，然后继续往湖北的汉口修建。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报纸同时登文向中国人详细讲解了铁路的好处，从文风上看，不像是出自洋人之手，而如果是国人为之，这个国人真是个罕见的有经济头脑并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的时髦人物：考火轮车为之有用，快逾奔马，捷胜飞禽，每一点钟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务求平稳，不尚疾驰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禅，不过四个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车内上客位，窗明几净，铺设整齐，坐卧行走，皆绰有余地。其由省至禅者，每位约收银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轮船之大舱，亦可坐立，但人数众多，颇形狭隘，其由省至禅者，约收银五分。将来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货流通，既四乡土产，亦必流畅。盖百物往来，瞬息可至，货脚鲜浩繁之虑，客身无昂贵之虞。且彼埠所无者，即来此埠运去；此埠所缺者，即来彼埠返来。以有易无，交相贸易，日行千里，绝不废时，将见赵壁梁珠，悉罗市肆，南金东箭，尽萃民尘。羊城生意兴隆，可拭目而待矣。３８

这个连车票的价钱都已公之于众的铁路修建计划，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最大的可能是帝国政府没有批准。

又过了两年，即一八六七年，帝国政府终于公开表示：不准洋人修铁路为的是“国防安全”。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如果让洋人在中国修铁路，洋人会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大有利于彼，大有害于我”——洋人们所有关于修建铁路的请求都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诡计。

但是，洋人们一定要修，具体地说，是英国人一定要修铁路。英国是最早侵入中国的外国势力，它有继续扩张的野心和雄心。帝国政府常常忽视洋人们到中国来的贸易目的，其实这才是他们最主要的“心思”。当时，除了日本和俄国，英、法、美并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不自量力的野心”，因为他们“科学”地认为，世界上谁也不可能占领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中国不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土著人居住的蛮荒小岛——他们要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国开展他们掠夺性的贸易活动，这是他们向海外发展的最大动力。修建铁路，最直接的目的，是铺设更迅捷的贸易通道。英国人要在中国干的事，帝国政府已经无法阻止，这就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现状。广州铁路修建计划流产不到一年，上海的吴淞铁路通车了。英国人在给帝国政府的报告中只是说修路，修的是铁路根本没提。当火车终于轰隆隆地在帝国的土地上震动起来时，恼怒的帝国政府对英方开始了严肃交涉。双方的官员不断地打嘴仗，英国人利用这段时间让铁路彻底完工了。吴淞铁路全线开通之日，铁路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当然参加的都是英国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见真正的火车。

但是，即使是南方的中国人，脸上的喜色也没停留多久，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因为铁路的修建受到了侵害，于是铁路公司成为攻击目标。

帝国的农民要求洋人赔偿的原因是：铁路的修建破坏了他们的祖坟和风水。

祖坟问题，洋人有点耳闻；风水是什么，洋人就不明白了。

没过两个月，火车压死了一个中国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情景是：这个中国人面向铁路行走，火车鸣笛开来，他走下铁路避让。但是，等火车行驶到跟前时，他又重新走入轨道。

中国人立即意识到时机到了。

农民们群起攻之，帝国的官员们这一次也不客气了。上海道冯俊光正因为英国人在修建铁路的事情上戏弄了他而心存仇恨，他终于等到了发泄的时机——官方认可的示威开始了。英国人注意到，示威的中国人中有不少清军士兵。英国人在反复解释“这是正常事故”无效后，被迫停止了铁路的运营。

大清帝国政府立即提出将铁路“收回自办”。

事后，国人议论纷纭：有的说被火车撞死的那个人太迟钝，大概他就是想死了；有的说是官府衙门收买了这个人故意送死，为的是给英方施加压力。不管怎么说，李鸿章的话很有趣：“虽是无聊之极思，实亦两全之妙法。”

帝国政府花了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把这条英国人刚刚建好的铁路买回来。

然后，把它拆了。

这之后，在洋人们固执的请求下，加上帝国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中国开始正式修建铁路。一八八一年，帝国政府允许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投入使用，这是一条长十五公里的煤矿铁路，从唐山煤井开到胥各庄。这条铁路有轨道有车厢，但是

没有机车，由马拉着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一年的六月九日，是蒸汽机发明人乔治·史蒂芬斯百岁诞辰纪念日，洋务派官员趁机上奏朝廷，论及蒸汽机车的伟大，帝国政府终于引进了一台机车，命名为“中国洛克”号，中国人自办的铁路上第一次行驶了蒸汽机车。

机车刚行驶几天，朝廷突然命令停止，原因又与祖坟有关。有大臣上奏说，火车运行引起的震动惊扰了皇陵，使皇祖在地下不得安眠。后经过洋人和洋务派官员的反复解释，朝廷才勉强允许机车继续运行。

一八八八年，大沽至天津的铁路通车。

至甲午时，中国土地上的铁路里程约六百余里。

这六百余里的铁路，每一里的修建都伴随着农民们的激烈反抗。

而洋人带进中国的电报和电话所需要的电线，与铁路一样，也遭到了帝国农民们关于祖先和风水问题的困扰。一八七九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帝国在天津至大沽、烟台之间架设电报线路。一八八一年，天津至上海间的电报线开通。电报的开通令中国人关于“距离”的概念为之一变：就在电报线开通的第二年，北京顺天府考试录取结果经电报传至上海，在科举考试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录取名单就出现在了上海的报纸上，这让中国人感到生活真的是变了。一八八三年，天津至北京的电报线开通。从此，紧急军情、朝廷圣旨、官方通报以及重要商情，都可以通过电报传送。但是，架设电报线，就需要埋设电线杆，帝国的农民们坚决反对把这样的杆子埋在自己的地头上，说是洋人破坏了他们的风水。为此，当地官员给朝廷上了个奏折：

据乡民联络呈称，外国人擅立木柱后，近日百姓竟有无故暴死者，众情汹汹，禀求照会外国领事，饬令该外国商人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