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慈禧太后被“迎神”的百姓吵醒的时候，在遥远的另一个大洋的岸边，英国海军部的值班军官也被人叫醒了，他看见了一份英国驻华舰队海军中将西摩尔发大沽口的电报，内容是：我率领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立即子天津港登陆，并已要求各国军队合作。

六月十日凌晨，联军在中国海岸的登陆行动是以英国人为首领的。

英国，最早入侵中国的国家，十九世纪以来一直以列强之首自居。尽管这个地位正在受到各国的严峻挑战，但是，在地球的东方，在这一危机时刻，英国人还是找到了“统帅”的感觉。

前一天晚上，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得到了一份“可靠的”情报。情报表明，掌握国家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已决定向所有的外国人发难，并且开始了把京城内的外国人驱除出去的行动。这个行动的证据是：董福祥的甘军已奉命做好进攻使馆的军事准备。

半个小时之后，窦纳乐给西摩尔发出电报：

北京局势正在每时每刻地变得更加严重，必须派部队登陆，并且为立即进军北京作出一切安排。５３

深夜，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一次勾心斗角的争吵。英、日、意、奥、美五国同意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北京，俄国和法国反对。俄国人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俄国军队正在从旅顺口向大沽口调动的途中，如果立即增援北京，俄国从兵力上讲成不了联军的主力。正在争吵时，英国公使窦纳乐的电报又到了：

情况万分紧急，若再不准备火速进发北京，一切就会太迟了。５４

这封电报的到来，使争吵终于安静下来，各国领事决定立即登陆。

两个小时之后，大沽口外的军舰升火起锚。

六月十日凌晨四时，联军在塘沽登陆。

从上午九时三十分起，每隔两个小时，便有一列运载着联军官兵的火车开出天津站驶往北京。增援北京的各国联军共有官兵两千零五十三人，他们是：英军九百一十五人，德军四百五十人，俄军三百一十三人，法军一百五十八名，美军一百人，日军五十二人，意军四十人，奥军二十五人。

英军是主力，因此，联军统帅当然是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西摩尔。

英国人的目的暂时得到了满足。

俄国人仍不舒服。他们认为，各国军队除了共同的目的之外，各自都“有个小算盘”。俄军上校沃佳克对记者说：“英国人大概想搞什么名堂。昨天英国领事答应我说，英国派去北京的军队，人数与其他各国的军队相等。可是你看，这些英国人的帽子多得数不清。他们说派出的军队人数不会多于三百人，而他们却悄悄爬上去九百多人。我必须向俄国的军舰上再要这么多人。”５５

至少在六月十日这天，向北京增援的联军没有受到任何阻击。运载联军的火车，看上去像是一列列观光列车。每列火车由八节客车、三节敞篷车和一节装有铁轨和枕木的货车组成。最前面的一节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枪。车上的各国官兵分开乘坐，式样颜色不一的军装令火车看上去像游行的彩车。从军帽上看区别最明显：英国和法国官兵戴的是白色软木遮阳帽。日本人的帽子几乎没有帽檐，小小地箍在头上，东方式的黄脸令人看上去总是有一种猥琐的表情。德国人的帽子是褐色的，有一部分官兵戴的是钢盔，德式钢盔最明显的标志是顶部那根明晃晃的尖刺。意大利官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随风飘荡。美国人的军帽戴得随便，歪着遮着一只耳朵，给人一种嬉嬉哈哈的感觉。

这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的联合部队。每个士兵仅仅携带两百发子弹，军官们也没就一旦投入战斗怎样配合以及后勤如何保障等问题协商过。联军官兵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他们不相信义和团的农民们敢于与联军打仗。而情报显示，大清帝国的正规军已经接到命令，他们会避免与联军发生冲突。

下午十四时，天津与北京间的电报线被义和团切断。

这意味着，西摩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处置了。

黄昏，火车到达杨村车站。果然，守卫在这里的由聂士成率领的清军对联军的到达表示了“欢迎”。聂士成的部队正与破坏铁路的义和团打仗，联军官兵看到清军士兵抬着一只大筐，筐里面装的全是人头。无法解释帝国军队对外国联军的“欢迎”出于什么目的。联军的随军记者甚至与清军士兵聊了一会儿，谈话中得知，他们是奉朝廷的命令来驱除义和团的。但是，清军士兵埋怨说，皇太后后来又不允许他们打义和团——发生在中国杨村车站的这一幕，实在令人费解，无论是情景还是逻辑都混乱不堪。

经过一个晚上的开进，联军的火车于十一日早上到达落垡车站。这是一个位于北京与天津之间几乎是中间位置的小站。联军已经顺利地走了一半的路程，事实似乎证实了他们预先的猜测：他们可以顺利地进入北京，实现看看那个古老城市的愿望。

联军在落垡车站留下三十名英军官兵，建立了一个目的在于保护铁路的据点。

英国人在车站上挂出一个招牌：美少年炮台。

第二天，铁路开始有被破坏的迹象，但是不怎么严重，充其量是抽走了几根枕木或是移动了一小节铁轨。联军边修路边前进，傍晚到达廊坊——这里已经很接近北京城了。

令西摩尔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里竟是他们此行的终点。

这一天，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被杀，地点是在北京南城的永定门外。这个书记生是奉日本公使的命令，出城来迎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的。结果，联军没等到，他却被董福祥的士兵抓住。甘军根本没搞清楚这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就把他的洋头砍了下来。杀外国使馆人员的是帝国的正规军，这与落垡车站上帝国正规军对待外国军队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而这正是大清帝国在那段混乱岁月里经常上演的历史事件。日本外交人员被杀，立即引发了各国公使馆的惊慌。外交抗议、加强防守和催促西摩尔前进的文字日夜不停地写着，发出。东交民巷顿时乱了。

帝国军机处首领礼亲王早晨上朝时，没人敢把日本人被杀的事情上奏。但是，内宫传旨，“叫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意思是命令荣禄上朝接受询问。荣禄与慈禧单独谈了话，谈的什么不得而知。荣禄下朝后，什么也没说，径直回家了。传闻是：太后不允许增援的洋兵进入北京，荣禄同意。但是，荣禄要求允许京城里的外国人全部安全撤离。并且说，使馆万万不能攻击，原因是实与公法不容。

在廊坊车站，西摩尔发现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很严重，火车根本无法前进，于是命令停车修路。

谁知，就在这时，铁路两边的青纱帐里突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声。

成百上千的义和团团员头扎红色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和粪叉，抬着土枪和土炮，巨浪般地向洋人和他们的铁路冲了过来。

来不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联军立即扔下手里修路的工具，争相逃命。

这是义和团的农民们第一次与外国正规军队的战斗。

时间是一九００年六月十三日，帝国北方一个弥漫着成熟麦香的初夏早晨。

正向修路方向行进的一队美军架上了火炮，炮弹在义和团的人群中爆炸，帝国农民的残肢在烟雾和火光中飞上阳光刺眼的天空。

义和团的进攻阵形立即转向这队美军。

这些外国士兵，异域青年，几乎都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认识，仅仅来自于老兵们在酒吧里的只言片语，或是传教士们写在书本上的零碎篇章。这些只言片语和零碎篇章，包括了太多的魔幻、传奇和主观色彩：金色的宫殿、高大坚固的城墙、数不清的奇珍异宝、昏昏欲睡的鸦片中毒者、美丽的小脚女人、泥泞的道路、响着铃铛的马帮和骆驼队、柔软的岸柳、图案复杂的面具以及摆放在黑色檀木柜台里闪着神秘光泽的绫罗绸缎——洋人们的想象到此为止，因为眼前的情形令他们目瞪口呆……

联军的四周是旗帜的海洋。这个彩色的海洋随着低沉的怒吼声剧烈地起伏，如同巨大风暴来临时汹涌澎湃的海浪。天空刹那间昏暗下来，因为酷热的天空被飞扬的尘土所遮盖。在数不清的身穿各色衣服的义和团团员的前面，是身穿白色或者红色衣饰的领头人。这些仿佛是神仙之首的人，冲锋时的奇特姿势令人心惊。他们在枪弹面前没有匍匐，没有规避动作，甚至连腰都没有弯下来。他们高昂着头颅，仿佛热切地希望在这个应该躲避子弹的时刻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加醒目。在他们的身后，人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甚至更加夸张，所有的人在扭动身体的时候像极了某种部落庆祝丰收的舞蹈。他们的口中发出古怪的声音，这个声音由冲在前面的首领带头发出，时而节奏明显，时而混乱嘈杂。声音由低沉到高昂，最后形成一片尖锐的喊叫。一排人在枪弹的射击中倒下了，尖锐的声音仅仅停顿了一瞬间，更尖锐的声音随即又响起来，后面的人以更加凶猛的姿态前进。一个联军军官后来回忆说，这不是在战斗，这肯定是某种仪式，是一个民族在危机时刻进行的殉葬般的仪式。面对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中国的农民如同落叶一样倒下，但是他们依旧在冲锋，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加勇敢的人。

帝国的青年农民们，这些世代在贫瘠的土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然后在世界上最低的生存标准中心满意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他们热爱戏剧、渴望富足；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不会书写文字，但是能用优雅的乡俚小调吟唱太阳、月亮，吟唱巍峨的群山和河边的柳絮——中国农民在这个时刻爆发出来的凶悍和无畏，足以使所有鄙视这个民族的人心慌意乱，使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侃侃而谈黯然失色。中国农民对异族侵入他们的土地的行径，充满了本能的、刻骨的、不可遏止的仇恨，他们令自己的信念饱含着纯洁的、激动的、忘我的热情。作为这个民族的农夫子民，他们在面对国家的敌人时表现出来的悲壮行为，会使他们所有的子孙心绪不宁。百年前的这个初夏，在青纱帐被呐喊声冲开一角的瞬间，历史的幕帐被撕开了一道缝隙，从这道狭窄的缝隙里挣脱出来的，是这个民族内心深处难得一见的真实，这种被生命的鲜血浸透了的真实，足以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种欲哭无泪、欲助无能的万分痛苦的境地。同时，这种生命的真实还是这个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迁移和分化过的东方民族几千年来厮守在一块土地上繁衍和发展的最有力的证据。

义和团的进攻，是以各村的坛口为战斗单位的，每个坛口都有自己的旗帜和大师兄。在杀声、枪炮声和集体高声念诵“神灵”赋予他们的咒语声中，农民们奋不顾身地前扑，没有死亡的概念。按照义和团特有的信念，他们每个人都是刀枪不入的，他们由于得到了某个“神灵”的庇护，被笼罩在一种超自然的状态中。一个人倒下，被他们称之为“睡了”，这个美丽的想象令他们几乎是微笑着面对生命的终结。一个义和团团员之所以“睡了”，或者是因为功夫不到而暂时处于“沉思”、“反省”的状态；或者就是因为累了决定稍微歇息一刻。义和团们认为，“睡了”的人片刻就会苏醒，即使是新手，顶多三天便能“还阳”。

虔诚地幻想肉体不死，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得以不死的最原始的动因。

义和团对外国联军的攻击持续了两天两夜。

农民的尸体堆积成山，鲜血流淌成河。

就在农民们拼死战斗的时候，慈禧依旧在拿不定主意的状态中心烦意乱。她一天之内先后派出四位大臣到使馆区交涉，试图阻止联军向北京增援，但是遭到各国公使的严词拒绝。

十三日，慈禧终于下达了一个重要指令：动用正规军队阻击西摩尔的联军：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实力禁阻……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唯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５６

但是，帝国的正规军接到阻击外国联军的命令时，同时也接到了剿捕正在与外国联军殊死战斗的义和团的命令。位于前线的帝国正规军聂士成、罗荣光部立即陷入了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对外国联军进行阻击，势必要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如果要对义和团进行杀戮，势必要与外国联军并肩作战。而与任何一方并肩作战都是抗旨，于是，他们“踌躇至再，不敢贸然行事”。

此时的大清帝国政府，已经成为历史上最不可理喻的政府。

偌大一个国家的生死权力，竟然掌握在这样的政府手中，真是千古奇闻。

然而，刚刚发出严厉“剿捕”义和团上谕的慈禧，十三日这一天突然间又改变了态度——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慈禧太后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变化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北京城所有的城门轰然打开，准备迎接义和团入城。

六月十三日，这是大清帝国的政局极其微妙的一天。

当西摩尔的联军在廊坊车站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而不能前进时，稍微有点政治和军事头脑的人不难看清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义和团被打败，外国联军将长驱直入京城；如果联军被打败，后续的外国军队一定会大规模增援。也就是说，无论廊坊战斗的结局是什么，局势只能日渐严重。而且，在慈禧看来，后者的结局更加不堪设想。那么，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先阻挡一下再说。而阻挡外国联军的行动，不能不解决给义和团在政治上“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了。根据多种史料记载，聚集在京城外的义和团，是由刚毅带领来的。慈禧在原来的上谕中态度明确：不准义和团到京城里“捣乱”。她十分明白乡下的农民如果大规模进城，帝国的都城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义和团的农民们是要杀洋人，可京城里的洋人几乎都是外交人员，如果真的动了手，势必造成国际关系的大混乱。所以，义和团刚一到达北京的城门外，九门提督就立即命令关上城门。

城门上的士兵严阵以待。

突然，差官急马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九门提督立即开门。

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

守城官兵不敢违抗。

帝国沉重的都城城门吱呀呀地打开了，“拳众乃一拥而入”。

从此，义和团的队伍日夜不绝地拥入都城。

最终，“入者多至十万余人”。

从来没有真正起到过御敌作用的帝国的城门，自然没有理由阻挡本族人的进入。这些大门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象征，如同中国人在大门上贴上一幅驱鬼的木版画一样。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城里城外，可以说都是农民。城里的城门从来没有阻挡或割断过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人，也始终保持着与乡村家乡的密切来往，直到乡村家族被战争、灾荒和其他不测事件灭绝为止。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差别。西方的城市是军事意义上的堡垒；而在中国，所谓的城市，仅仅是无数个农民后裔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生活村落而已。

因此，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京城，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来“串门”的。

所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当作见面礼物的乡村土产，而是刀枪棍棒。

在京城高大的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巨型对联，出自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现任皇储的老师、八十岁的大学士徐桐之手。这副对联是对帝国农民最大的舆论支持；也是扑朔迷离的帝国政局中惹人注目的半官方表态；同时有中国古老文化作为背景，被称作“对联”的这种文字游戏一旦出自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职称的“大学士”之手，必然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千古绝对”：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横批：朝廷赤子。５７

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北方晴朗而干燥的天空下飘浮。

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京城高大而沉重的城墙下游荡。

洒落下生命鲜血的青纱帐，槐香里升起炊烟的四合院，感受着铁轨震动的大平原，映照着夕阳的紫禁城中的金色琉璃瓦，还有这个拥有这几千年生命力的伟大的帝国——此时此刻，它只能祈祷并祈望“神灵”的保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