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大清早，城门口就有拉着箱包行李的大车出城，看样子是怕仗打到京城开始往乡下挪窝了。大车上坐着的少爷姑娘老爷太太们，连同赶车的把式一起，受到看热闹的百姓诡秘的嘲笑。京城百姓的脸上是一种蔑视的神情，连在城门洞里卖西瓜的小贩都朝他们喊：闹块沙瓤的带着，大太阳天的，路上叫渴可找不到井！即使是住在城墙下窝棚里的捡破烂的老婆子都知道宣战了，并且大致明白“宣战”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于是大街小巷酒楼茶馆里，京城百姓议论起来都替洋人们担心：看看，我说洋人们是瞎折腾吧？怎么样，老佛爷火了不是？宣战可不是闹拳。武卫军昨儿上去了，炮筒子水缸那么粗，这下洋人们真的要玩完了！

逃亡的人寥寥无几，都是那些“吃过洋饭”的，或者家里曾经有人出洋的。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义和团的阴影下，都在担心没准儿哪天家被抄了命也难保。得知帝国宣战的消息后，他们权衡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得出了一种更加不祥的结论，于是决定转移财产离开京城。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大多数官员和商人的暂短不安。这些人虽然还没有逃亡的念头，但是也没有绝对安全的把握，他们的全部指望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洋人究竟人少力单，无论怎么着，总不至于打到京城来吧？老佛爷不是也这儿住着呢么？

帝国的《宣战诏书》仅仅在京城引发了小小的波澜，议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除了东交民巷的炮声依旧在响响停停之外，没有再发生什么新鲜事。义和团似乎也没有刚进城时那么咋咋呼呼了，他们大都驻扎在庙宇里或者聚集在王公府邸里，不少义和团的农民把手里的大刀扔掉，开始做起了小买卖。京城里一切如常。市场上的海产还在大量到货，看来京津道上平安无事。新鲜的杏子上市了，海子里的荷花骨朵已经绽出了粉红。棚铺的伙计们正忙着给大户人家搭过夏的天棚，今年的天棚搭出了新的式样，起着脊，上面蹲着吉祥兽，讲究点儿的还有匾额，这边写的是“盛世清和”，那边写的是“普沐天恩”。但是，细心点的人，还是看出了一些不对头：负责攻打使馆的甘军在街上闹事了，使馆打不下来，开始骚扰百姓，百姓与这些回回兵的拉扯争执，成了京城街头新的一景；京城里的戏院和饭馆突然红火起来，人们好像要趁着战争还没有打到京城，急着把手里的钱统统花出去；酒楼门口张灯结彩，车水马龙，吃客兴高采烈地互相问候，仿佛多年不见久别重逢，不少王爷没坐轿子来赴宴，据说王府里的轿夫们都“弃业入拳”了，但也没发现骑着骡马的王爷们有什么怨言，倒是比平时和气了一些。于是，百姓们也花上点银子弄点吃食回家，家人团聚在一起吃一顿好的——大清帝国的都城居然如同过年一样。

人心是有一点慌。

慌什么，没人说得清，于是看上去并不显得慌。

帝国宣战的第三天，一九００年六月二十三日，京城皇城的大门上突然挂出一颗洋人的头。因为洋人没有辫子，头被装在一只木笼里。有人说，这个洋人是让董福祥的兵抓住的，砍头之前，在端郡王府前跪了火炼子，洋人叫唤起来声音狼似的瘆人。看了洋人头的京城人都说，洋人呲牙咧嘴的模样真让人恶心。老人们回忆说，咸丰十年，刑部的监外大门上曾经挂过洋人的头，那时洋人也是打天津那边顺着运河过来的。据说，太后赏了抓住这个洋人的甘军士兵五百两银子，这个数比庄亲王悬的赏多十倍。

可正是这一天，慈禧一大早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董福祥上奏说，使馆已经攻破。慈禧登上宫里的高处，果然望见使馆方向大火熊熊，“以为使馆已毁”。但是，没过多一会儿，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入见，递上一个奏折，是太常寺卿袁昶参劾董福祥的：“火起之处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势延烧及于使馆耳。”——火是甘军故意放的，说是翰林院与使馆相邻，等火蔓延过去，使馆就会被烧光。慈禧“闻之，大为不怿，斥责董福祥”。气还没消，光绪皇帝又来“告状”，说大阿哥在背后把他称为“鬼子徒弟”，口气竟然与义和团一样。慈禧大怒，立即命令抽大阿哥二十鞭。端郡王赶快赶来了，“甚为愤恨，但畏而不敢言” 。１９

都知道太后这几天脾气很大，都小心地侍侯着，包括眼看就要达到目的的端郡王载漪。

慈禧与载漪不同。在与洋人们翻脸之前，接见公使夫人们时，她不但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维多利亚女王，而且还很愿意与她相提并论。她觉得自己与英国的女王一样，作为女人统治着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国家，这是需要极大的才能的，这实在是莫大的荣耀。慈禧这样想，并不为过，她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精明的政治家之一。左右政治家思维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像看守自己的私房钱一样看守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风平浪静的时候，政治家会比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过年了，慈禧会与王公的福晋们一起包饺子；乞巧节到了，慈禧还与宫女们一起玩藏针的游戏；冬天，她坐在冰床上，让太监们拉到御河嬉戏，她把钱币撒在冰面上，让太监们随便去抢，然后看着大伙不断地滑倒，一个人慈祥地笑着；内务府大臣世续是个大胖子，每次入宫办事的时候，小太监们常把他抬起来取乐，慈禧每次看见都温和地说，他年纪大了，你们招呼着，别叫他栽了，那可不是玩的。但是，一旦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政治家就会毫不迟疑、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坚决战斗、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即使需要冷酷、凶狠、残忍也在所不惜。慈禧是政治家，又是女人，无论她现在的权力多么大，普通女人的一切秉性依旧在她身上顽固地体现着：虚荣、任性、喜怒无常、养宠物、哭泣、需要依靠、极容易受风言风语的支配。大清帝国就是被这样一个政治家与女人的混合体统治着。

二十五日，帝国宣战后的第五个早上，慈禧起床后正用早膳，就听见外面有人喧哗，这种声音在宫内十分罕见，瞬间便引起她了的警觉。她命令太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太监回来报告：一大早，端郡王、庄亲王等王公率领六十多名义和团的农民闯进宫里来，说是来“寻找二毛子”，此刻正在宁寿宫门外喊叫呢。他们要让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人鬼子的朋友，义和团要“杀鬼子徒弟”。慈禧突然起身，大步出门，怒目圆睁，台阶下的王公和义和团们顿时跪成一片。同时，那个不知深浅跟随王公们闯进皇宫并且高声叫喊的义和团首领，被闻讯赶到的荣禄下令“在外宫门”行刑——一刀就把脑袋砍了下来。

躲在房间里的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出来了，叩谢太后的仁慈保全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情对慈禧刺激极大，她突然意识到局势有失控之险。一个王爷，居然敢带着明火执仗的农民闯进皇宫要杀皇帝，闻所未闻。王公和“举事”的农夫们能够公开杀皇帝，就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对自己下手，载漪这个近似疯狂的举动说明他已经被取得最高权力的欲火烧得利令智昏了。慈禧这时候想到了与各国宣战的事，心里突然弥漫起悔意。她立即令荣禄进见，下谕“停止进攻使馆”，同时让荣禄去使馆 “商议和局”。荣禄带着队伍在使馆区外面立了个牌子，上面写着“奉旨保护”四个大字。

东交民巷的枪炮声停止了。

但是，仅仅三个小时之后，枪炮声再次响起。

原因是，慈禧接到了裕禄的奏折，说“天津洋人，几剿灭净尽矣” 。

没过几天，慈禧又后悔了。李鸿章反对宣战的奏折到达朝廷：“政府助乱党攻使馆，实至愚大谬。”２０慈禧看了，并没有因封疆大臣反对朝廷而发怒，她甚至对帝国的宣战流露出了“歉悔之意”。就在这时候，负责进攻使馆的董福祥因为向荣禄借用大炮未果，闯进宫来。“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成灰烬。”然而，荣禄就是不借给董福祥，还笑言：“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２１董福祥在皇宫门口被太监拦住，太监说已经过了召见的时辰，但是董福祥大喊大叫，说“奏闻太后，甘军统领立请召见”。慈禧闻之“大为不悦”，勉强让他进来。没等董福祥开口，慈禧先说话了，以为你来是奏报使馆已被攻毁的呢。至于大炮，从上个月起你已经上奏过十多次了。董福祥说，借不借大炮是次要的，关键是荣禄口出狂言，说就是有老佛爷的旨意炮也不借，这明显有谋反的嫌疑，该杀！话音未落，慈禧大声呵斥董福祥不许再开口，说他原本就是强盗出身，现在目无朝廷，仍一副脱不了的“强盗行径”，最后她暗示董福祥如再这样就要掉脑袋了。董福祥被骂了出来，半天缓不过神儿，他是在太后最需要的时候主动带兵进京的，承担了灭洋的重大任务，虽然使馆至今没能打下来，可这些日子他确实卖了力气。前时，太后曾当着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面说：“我恃董福祥！”——天大的信任，天大的荣耀，董福祥一直认为自己聪明绝顶，他立即向太后表示“旦夕间便可铲除”洋人。可如今怎么帝国宣战了，“灭洋”更加名正言顺了，自己倒成了“强盗行径”呢？

董福祥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原是回民中的“枭雄”，西部的回民曾经大规模“举事”，这是慈禧骂他是“强盗”的缘由。后来他归顺左宗棠，又带兵去西部镇压回民，于是官至甘州提督。此前，回民中还没有人当上如此高官。进入京城之后，慈禧多次召见他，他说：“臣无他能，唯能杀洋人耳。”这句话曾经让慈禧感动不已。刚毅、徐桐等帝国高官对他也是格外赞赏，说“他日强中国者，福祥也”。他本是荣禄的崇拜者，之所以告状，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洋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将来是什么结局很难说，而自己正在被荣禄等人利用。自皇宫回到东交民巷后，董福祥放缓了对使馆的围攻，以至于联军打入北京城时，他的几千名官兵仍没把仅有四百洋人据守的使馆攻下来——“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矣，今以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廖廖，而匪徒骸骼狼籍，遍于东交民巷口。”２２庚子之乱结束后，董福祥还是上了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但是他跑回西部去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洋人竟然都不敢杀他，因为害怕回民再次“举事”。慈禧说对了，在朝廷眼里，董福祥也就是个“强盗”。

七月初，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正与联军混战，在某一时刻，联军真的显露出即将崩溃的迹象，所以，裕禄派人送至朝廷的“捷报”，至少有一小部分是有根据的，但绝大部分却是在夸大其辞地渲染战果，它们无一不严重地影响了慈禧的决断。于是，她在那些天里表现得颠三倒四，出尔反尔，看上去不像政治家了倒更具有女人味：刚命令甘军加紧进攻使馆，紧接便派人给使馆送去慰问品；刚在山西巡抚毓贤的奏折上批复对洋人“皆杀之无赦，以清乱源而安民生”，又对封疆大臣反对进攻使馆的奏折表示赞同；刚说她知道事情不是杀几个洋人就能解决的，又说既然洋人反客为主就得让他们看看谁是主人；刚因为在“捷报”中看见“斩洋兵数十，缴骆驼四匹”而心情好点，便前呼后拥地到西苑乘船游湖，船行湖上，一声炮响吓了她一跳，原来驻守西华门的帝国军队正用大炮支持义和团攻打一个法国教堂，于是她的脸色立即暗了下来，下旨在她游湖直到回宫之前，京城内谁也不准开炮，要开炮就离得远点儿，不许再让她听见。

阴历六月初六，虽然不是什么节日，却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正值盛暑，天气炎热，物品容易霉烂损坏，而民间传说此日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蠹、家畜洗澡不生虱子。因此，每年的这一天，按照京城人的老习惯，是晒东西的日子。“老儒破书，贫女敝缦”，均要在强烈的日光下一曝。除了家畜之外，猫狗也要赶到河里洗个澡。女人要在这一天洗发，说是可以使头发一年“不腻不垢”。所有的庙宇都要在大门口“晾经”。大街上的商家更是大张其鼓地开晒，皮货铺、估衣铺门口，服装皮货全挂了出来，展销似的，参观者人头攒动，伙计的叫卖声连成一片。喜轿铺把轿围子的绣片、执事旗伞、鼓围子、桌围子以及轿夫们的服装，一律搬出来铺在地上，如同民间工艺品展览。店铺的伙计们今天可以不干活，掌柜的还备有犒劳他们的酒肉，所以都卖力地敲锣打鼓表示高兴。晾晒是传统，皇家也不能免俗。皇家档案馆皇史宬在这一天把全部的《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等统统摆在殿外，洋洋大观，铺得到处都是金脊大书。在光绪十年之前，皇家仪仗使用大象，大象也被象奴牵出来了，这种北方罕见的巨大动物排着队，步履蹒跚地到宣武门外西闸下河去洗澡，弄得京城万人空巷，观者如堵。而皇宫大内里，全部的銮驾，无论辇舆、仪仗，也都被搬出来摆在皇宫院落的空地上，彩帜神旗、各式法器和十八般兵器整齐排列，犹如庆典。

晴空万里，阳光炽烈。

满城五颜六色，花红柳绿。

只有慈禧的寝宫里寂静阴暗，犹如她此刻的心情。

即便前线“捷报”不断，但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是关于帝国军队失利的。经过甲午年间的教训，慈禧知道如果真的开战，帝国恐怕还是凶多吉少。从她内心里讲，指望义和团把洋人们杀光的幻觉并没有消除，但是她也明白，京城里的炮声日夜不断，足以杀尽那些个洋人了，“然而总没有那一回事”。史书记载，此时的慈禧“至为窘苦，心中迷惑，已入黑暗之地”。２３南方封疆大臣不断来电，毫无例外地反对朝廷，其中言辞激烈者以对帝国政局颇具影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刘坤一的电文“言至痛切”，２４这让慈禧陷入深深的矛盾中。经过彻夜思考，她决定给各国驻华公使写一封公开信，说是给公使们提供一份材料好让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个交代”。公开信可谓自义和团“举事”以来对帝国政府立场的陈述以及对帝国公开宣战的解释：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合。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益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融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该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猝。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于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