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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1916）岁尾，有几件大事发生：10月31日，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上海病逝，终年42岁。八天之后，护国军之父蔡锷病逝日本，年仅34岁。11月12日百名参、众两院议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报上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拜跪”。国会宪法审议会开会审议宪法草案条文时，“孔教”能否定为“国教”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

12月21日，《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12月）21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居观莱园陈宅。”

26日，被北洋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黎元洪，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布就职大总统后，正式任命单枪匹马只身北上的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就是说，他将要主政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

其实，三个月前，蔡元培在旅法时，就接到驻法国公使转来教育总长的电报，是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的继任者范源濂发来的。这位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在电文中充满了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接到电报，乘法国邮轮11月8日抵达上海。翌日赶到福开路黄兴灵堂吊祭。又接到蔡锷去世的噩耗，他与上海的革命党人，都沉浸于一片悲痛之中。

蔡元培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是以主丧友人的名义，主持黄兴悼念活动的。

辛亥革命后，大总统宝座拱手相让，又痛失宋教仁、黄兴这两位文武主将，孙中山悲痛至极，神情黯然，面容憔悴。蔡元培见之，自然也心情沉重。但孙中山能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同盟会，重建国民党，那么以他屡战屡败的摄人魂魄的浩然之气，再造共和伟业，充满希望。

望着面前这位身材不高，留两撇威严口髭的伟人，蔡元培决心与他干一番宏图大业。

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昔日旧友，为他北上就职北京大学校长的鼓励诗：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火车在冬季空旷的原野上，不快不慢地行驶，蔡元培凭窗远眺。他赴京就北大校长职，多数朋友不赞同，广西马君武就劝他不要去蹚这池浑水。那北京大学的腐败尽人皆知，民国以来，走马灯般不知换过几任校长，又有何人全身而退？那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连忙告饶抽身，算是聪明之择。你乃前清翰林，若整顿不好，可败坏一世清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支持他办教育的话，却声如洪钟，在耳际回响。在那个夜雨萧瑟的晚上，在中山先生的寓所，先生用惯有的平和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谈到教育时说，“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得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想到这里，中山先生那略显威仪的脸庞，特别是清澄得如一泓秋水般的双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知为什么，在自己人生困顿、彷徨乃至灰心的时候，想起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走向的伟人清澈又坚毅的眼睛，就激奋自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