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得很，这天上午由上海运来的该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声势给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溅起的风浪，更助了一把神力。师生惊呼，天子脚下，清流云集的北京大学，又聚集众多怪才、傲才和如陈独秀、胡适般的奇才，北京大学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钱玄同对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大，甚是支持。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毫无生机，末代皇帝还在紫禁城里，袁世凯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如不用新文化做思想武器，如何扫除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章太炎的弟子多主张复古，推翻清朝后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但钱玄同不然，他同意陈独秀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和胡适，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打封建思想余孽这个恶鬼。他同意陈独秀之谈文论人要看趋势、为人处世要讲大义的主张。他读了陈独秀《字义类别》等著作，知其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极深，不然打起旧物，何以招招毙命？

与钱玄同有同样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的同门黄侃，对陈独秀却大不以为然。他依稀记得，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尽管那时陈仲甫喝了太多的酒。

人说章门多狂狷之士，他黄侃不仅狂而且疯。这位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的教授黄侃，过去运气不错，是先入师章太炎之门的幸运者。这位湖北佬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因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才亡命日本的。他有诗曰：“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章太炎对钱玄同和黄侃的评价不错。宣统二年，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

黄侃是逐渐变得迂腐，以致将陈独秀视为洪水猛兽的。陈独秀与黄侃的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因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背后新旧思想的差异性。

正在北大校园议论纷纷之时，庶务长将陈独秀的一份电报送到了校长蔡元培那里。斯时，他正在读刚到的《新青年》。陈独秀的电报写着：“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大鉴：仲甫于一月十三日抵京后即去箭杆胡同寓所，不必接站。”

蔡元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要鸣锣登场了。蔡元培对他先让《新青年》在北大投石问路、先声夺人之举，也深表叹服。

5

箭杆胡同在东安门九号陈宅门前，有对石狮子，虽然不断被岁月剥蚀，依然威严生动。小院方正，陈独秀租住的是三间北房。两扇精美的雕花木隔断，将房子隔成三间。两边做卧室，堂屋做客厅和写作间。

陈独秀与现在的妻子高君曼同来北京。关于陈独秀和他昔日多情的小姨子高君曼的绯闻很多。他们是七年前在杭州先同居而后才结婚的。

听到敲门声，高君曼去开门。两张陌生却笑得灿烂的脸，让她有点儿惊疑，但还是客气地将他们请进客厅。

客厅里，陈独秀正埋头在书桌上挥毫疾书，抬头见是蔡校长和钱玄同，忙起身拱手向老友致意。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和如炬的目光，平添了几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