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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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1918）伊始，北京少雪，极严寒。在南方，因粤督莫荣新拘捕大元帅卫队六十余人，1月3日晚，孙中山下令驶入广州大沙头的“永丰”“水翔”“楚豫”三艘军舰，猛烈向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开炮。广东督军莫荣新没有下令还击。

次日，孙中山召莫荣新至大元帅府，指责他执政无方，将广东弄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莫恭敬认错，并答应孙中山拨财政收入给军政府使用的要求。但与此同时，莫暗派刺客，不料被孙中山亲军侦破缉拿。局势颇为混乱。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一月间《新青年》开会，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

1917年9月，刘半农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进入北京大学，然后又同时投入到几乎已经陷入停顿的《新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中。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曾致信钱玄同：“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吧……比如作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它，你说对不对呢？”

应该说，这是有案可稽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因为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共同努力，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四卷一号开始，转为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

那天，会议由陈独秀主持。除了六位编委，尚请撰稿人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王拱星、陶孟和等人参加。陈独秀见与会者阵容齐整，人才济济，先就多了几分兴奋。为此，他先为与会者泡了一壶茶，亲自端给大家，在热茶袅袅飘香之时，他说，《新青年》去年发行一万多册，上海的群益书社虽嫌发行量少，但在全国，《新青年》仍是最有号召力的刊物。并告诉诸位，接受钱玄同的建议，自今年始，《新青年》改竖排为横排，每期15日发行。

钱玄同大声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建议以后所有文章应都用白话文体。”

陈独秀笑道：“同意你的意见，却不应太绝对。”

陈独秀见一贯慷慨激昂的钱玄同并不坚持己见，就点将身边的沈尹默：“沈二，你也发表一下宏论。”

沈尹默推了推鼻上的深度眼镜，一向不善辞令的他，今天却拿多年前陈独秀评价他的字的话幽默了一下：“不敢、不敢，‘其俗在骨’也！”

众人会意地大笑后，沈尹默看看周树人说：“还是听听编委之外的豫才兄的高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