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久，百花尚未绽放，百家也未争鸣，一场残酷的被毛泽东誉为“阳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此代表民族良知和理性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

毛泽东关于二十年后重新全面评价胡适的许诺，至1974年非但没有兑现，接着毛泽东发动的更疯狂的革文化之命的“文革”风暴，将共和国推向危险的边缘，知识分子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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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岁尾，以德国战败，协约国胜利的结局，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的邵飘萍，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条震惊世界的特大喜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令千疮百孔的中国，得以舒口长气。在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新的角力的同时，北京知识界首先激动起来。

11月14日，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团体，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的近三万师生，浩浩荡荡拥向东交民巷，然后折返至天安门远没有后来广阔的广场集会。北京各界公推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集会演讲，协约国之美、英、法等国公使，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喜悦之情。

集会接连两天，演讲继续两日，市民倾城而至，场面节日般热闹。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跟着《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挤进人群采访。当日，蔡元培、李大钊等社会名流，也分别在中央（中山）公园等地，向民众发表演讲。

蔡元培身着灰布长衫，微笑着演讲《黑暗与光明之消长》，邵飘萍和毛泽东等人在人流中快速地记录。

在另一处，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他围着毛线围巾，操着浓重的乐亭乡音，朗朗地陈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邵飘萍、毛泽东等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李大钊充满激情地肯定俄国人所选择的道路的宣讲，还是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年轻的毛泽东的思想颇为庞杂，脑子里还充斥着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权思想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邵飘萍当时是个有正义感的自由主义的报人。遵循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势力集团为后台的政治原则办报。他在《京报》创刊时写的《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必须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主张新闻自由和真实，“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将《京报》定位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于是得到读者的信任和喜爱而异军突起。

后来，邵飘萍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说：“ 《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日，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

章士钊曾赞许《京报》：“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足见《京报》言论影响之大。相形之下，当时的上海《申报》《时报》，则因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京报》形成鲜明对照。著名报人狄楚青胆子小，认定邵飘萍是个冒险人物，常常不敢刊发他的文章，而史量才，有才无量，硬说邵飘萍办《京报》势头劲健，“要垄断上海新闻”。当然，平心而论，史量才和狄楚青等老报人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对中国新闻业的建设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又分别在不同年代惨遭杀戮，让百年言论史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老报人，前仆后继，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低下有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头颅，一次次秉笔直书，掀起舆论的波澜，给中国的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