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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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