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会引起社会思潮 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解放时代 ，其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标志是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并由此 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而这一变化的发轫期在东汉末年， 汉末思想文化的变化首先源于士人对官学认识的改变。东汉后期，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并发生了所谓维护天 子的威严的两次党锢大事，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给整个社会带来 很大的冲击，进而一步步地把大汉王朝引入深渊。社会动荡加上天降 灾难，使生命也变得脆弱起来。汉朝建立以来士人们所遵奉的信条， 逐渐受到怀疑，甚而遭到抛弃。经学作为官学，因为皇帝的笃信谶纬 而开始神化 ，以至于变得荒诞不经 ，已经无法统摄士人的思想。相反 ， 诸子哲学则又开始兴起。这一时期社会上的各项活动，也由神学指导 逐渐转向个性指导。原有的道德标准被质疑，个人意识开始从群体中 脱离出来 ，显示着 自己的特点。进步的士人开始探寻新的精神出路。 这些行为也带来了文化和文风的转变。这些变化在旧有的思想基础 上蜕变。魏晋时代士人们的通脱、崇尚自然、注重文章之美等等，在东 汉末年这个特别的时代都可以找到端倪。蔡邕作为这个时代有影响 的参与者之一，以文化巨擘的身份亲历了这个时代，其行为和创作实 践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这一时代的变化以及与后代的密切联系。     蔡邕(1 33—1 92 )，字伯喈，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他一生经历了汉顺帝、桓帝、灵帝、献帝四朝 ，官至中郎将。董卓篡权后 ，蔡邕在其帐下任职近四年。正因为这件事，后代对蔡邕的负面评价比较多，认为他没有血性和气节。甚至元代高明创作的戏剧《琵琶记》中，蔡邕成了背信弃义、喜新厌旧的男主角。近代以来，人们对蔡邕的看法渐趋于公平客观。鲁迅先生在读过蔡邕的《述行赋》之后认为，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以往在考察蔡邕的一生时，人 们只注意到了他恩恩怨怨的仕途，却忽略了他造诣非凡的文学、历史学、儒学、天文历法、音乐、书法等各方面的成就。作为文学家，他诗词 歌赋、碑铭诔文样样精通且样样出众。他的作品风格质朴而典丽，反 映出维美倾向和对文学的自觉追求，这已然开启了魏晋文学自觉的先 声。从某种程度上说，建安文风所追求的风雅精神是蔡邕文学风格的 延伸与扩展。作为历史学家，他师从胡广，熟读史书，对“史”给予极大 的关注，曾立下宏愿续写汉史，但终因董卓之故而事业未竞。但他的 良史之才却已得到当世人的称赞，他死后，郑玄慨叹日“：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作为儒家学者，他饱读经集，校勘经文，崇礼重道，但却并非 是死守章句的学究，奠定 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对儒学的疏离 与消解，从而对魏晋玄学产生重大影响。作为艺术家，他是中国艺术 史上难得的通才。他集音乐、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造诣于一身。他 所提倡的艺术精神和构建的具有原创性的艺术理论，对后代的艺术家 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可以这样说，蔡邕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 席，他是那个时代承前启后的一代文宗，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一个富有 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是汉晋间最富自由解放精神、最富热情与智慧 的杰 出代表之一 。     在中国文化史上，蔡邕首先是以一个文学家的面貌出现的。所以 本书从文学的角度研究他，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他在其他领域的建 树，也多与文学有关联。蔡邕是东汉末期文坛的最重要作家之一，他 在文学上的建树和后期的政治地位，为他确立了当时的文坛领袖的地 位。《后汉书·蔡邕列传》在叙述他的著作时写道：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 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 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邑  士 寸   百 3 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蔡邕的著述是极其丰富的，涉及到众多领域，当时所有的文体他 几乎都尝试过。到范晔修《后汉书》的时候，蔡邕的著述除史学部分散 佚之外，其余都还保存得比较完整。随着历史的推移，时间的流逝，蔡 邕的著述多有散失，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他全部著述的一部分， 已经无法了解它的全貌。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蔡邕无疑带来许多不利 因素，造成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是，依据现存的文献材料，对蔡邕的文 学创作和其他方面的文化建树的研究仍然可以深入下去。本书一方 面注重蔡邕的文学创作，同时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把他和文学相关的 活动都纳入研究范围，包括他和当时文人的交往、他对文学作品的鉴 赏、他对琴曲歌诗的整理、他对《礼记·月令》的解读，以及他的书法理 论和实践等。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蔡邕传世文学作品和 理论著述数量有限的缺憾，同时也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示出他文化 建树的方方面面，再现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及对后代的影响。总 之，本书是把蔡邕作为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文学家进行多维审视，而不 是停留于单纯的文本阐释。     蔡邕是东汉后期的文坛领袖，他的文学活动，上承后汉中期文学 的余波，下启玄学盛行的魏晋文学。如何给蔡邕在文学史上以准确的 定位，是本书不容回避的课题，这就涉及到东汉文学与所谓魏晋风度 的关系。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魏晋风度已经做过深入探讨，并且 将此和文学的自觉联系起来，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魏晋风度、 魏晋玄学为什么会出现? 学术界通常是从汉末大乱的政治形势方面 加以解说，刘大杰先生就是如此，他写道：     政治混乱，杀戮不止，读书人既没有革命的武力，为保全性 命，自然会走到老庄的路上去。谈玄说理，隐名避世，是必然的趋 势。这种风气，并不始自两晋，从仲长统的《乐志》、徐干的《虚 道》，郭泰、袁闳、申屠蟠、司马徽的避世，都早已走上这条路了，不 过到了两晋，这种风气更流行而已。①  ． ①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 5页。4 蔡邕评传     刘先生的这段文字写于 1 928 年，至今已过去八十余年。后来的 学者在论述魏晋玄学时，很大程度上都是沿袭刘先生的思路。上述论 断是科学的、客观的，道出了魏晋玄学得以出现的直接的外部原因。 魏晋风度、魏晋玄学的出现除了直接的外部原因之外，还有它的历史 渊源，它的内在生成根据，其中肇端于东汉中期的文学变革思潮，就和 后来魏晋风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东汉中期是承平之世，社会相对稳 定，就是在这个太平盛世内部，文学变革的思潮开始涌动，主要代表人 物有张衡、王延寿、马融、王充，只是在每个人那里的表现形式不同。 张衡、王延寿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追求新奇，马融体现为生活上的 放达不拘，王充则是在理论主张上拨乱反正、匡谬正俗。到了东汉后 期，文学界出现两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一位是蔡邕，一位是孔融，他们 都是前期文学变革思潮的继承者，对后来魏晋风度的出现具有开启作 用。孔融的变革求新通过生活上的放达体现出来，和马融相似；蔡邕 一方面对前代文学的变革因素表示认同，另一方面又积极提携代表时 代新风尚的才子文人。本书把蔡邕的文化活动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 下，置于历史发展的链条上加以考察，既指出他对前期文学变革思潮 的继承，同时又揭示他和魏晋风度的联系。对于他所撰写的碑文，也 和刘劭所著的《人物志》加以对照，把这些碑文和后来的魏晋风度相 沟通。     蔡邕是东汉后期的文坛领袖，同时又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多才多 艺的艺术家，精通音乐，擅长书法。蔡邕具有多重社会角色，这些角色 又都对他的文学活动有直接影响。本书充分注意到蔡邕这种复杂的 身份，从不同层面对他进行审视，展现他文化活动的丰富性。首先，把 他作为才子兼学者型文人看待，以此作为观照视角，分析他的作品所 表现出的游移于中心与边缘的倾向。汉代才子兼学者型文人从司马 迁开始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后期形成群体，代表人物是刘向、扬雄和刘 歆。东汉的著名文人几乎都是才子兼学者，班固、张衡、马融莫不如 此。把蔡邕定为才子兼学者型文人，为的是从他的文学活动中总结出 这类文人创作的一般规律，改变以往文学史对作家定性时视角过于单 一的局限。才子型文人和学者型文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审美风尚和 创作风格，蔡邕的作品体现出这两种类型文人的特点，呈现复杂的走 势。蔡邕是位艺术家，尤其是他的音乐天才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更为密 切。有鉴于此，本书从蔡邕兼具作家和琴师的双重身份人手，探讨他 的辞赋创作以及他对琴曲歌词的整理，努力把音乐和文学相沟通，把B   士 寸   丘 5 乐师之赋和普通文人之赋加以对比，指出蔡邕艺术才能在文学创作中 所起的作用。     蔡邕的文学创作是全方位进行的，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有的作品 是他发自本愿内心自觉创作的，如《释诲》《、述行赋》等；还有的在很 大程度上是“遵命文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多数碑文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上述两类作品，本书在进行解析时注意到创作情境的差异，区别 对待，而不是用一个固定的尺度加以衡量。蔡邕创作了大量文学作 品，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有 时是统一的、协调的，有时则是矛盾的、对立的。本书充分注意到蔡邕 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既协调又对立的两重性，从文学的审美功能和社 会效应的角度加以解释，把这种纠结视为文学发展的动力和障碍的错 杂。蔡邕的文学活动有时还出现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既一致又 背离的现象，对此，本书力求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加以梳理，把主观动 机和客观效果既区别开来，又相互沟通。     本书将分七章来探讨和研究蔡邕在各方面的建树，力求恢复他的 历史本来面貌。然而，蔡邕毕竟是一位复杂的文人，他的诸多活动也 是既丰富多样又变化多端的。并且因占有的材料所限，难以作穷尽式 的研究，还有很多领域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即使已经提出的观点，也还 有进一步深化和提升的余地。所有这一切，将在 日后的研究中逐步 实现。     第一章将阐述作为一代文坛领袖的蔡邕推陈出新的思想和行为。 蔡邕时代，统治了四百余年的两汉王朝开始走向末路“，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开始走向瓦解。到了东汉末年，文化更是朝着 个性化方向发展开去。任何一次朝代兴替，都会在思想文化上发生重 大转变，而这种转变一定会在上一个朝代末的一群人或几个人物身上 找到引导的印记。蔡邕就是在汉晋文化转型之际比较有代表性的人 物。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大一统的儒家传统思想被一种新型文化 不断消解或取代。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就是他有别于“腐儒"的不断 推陈出新。他的推陈出新的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家学渊源 和仕途交游；二是他儒道兼修的思想基础；三是他引领时代风尚的文6 蔡邕评传 化评价。蔡邕的家族在整个汉代可以说是极有声望的，祖上既出过治 国名臣，又出过闻名的学者。汉代注重家学，祖上的伟绩和声名，应该 对蔡邕起到了不小的榜样和鞭策作用，使得他成为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他二十七岁被征召进京，本打算一展抱负， 但朝政的黑暗使他的仕进反倒成为屈辱。蔡邕曾在家乡陈留度过十 几年隐居式的生活《，后汉书》本传里记载，这期间他“闲居古玩，不交 当世"。在尽情享受山水闲情的同时，蔡邕暂时抛开了风云变幻的政 治倾轧，专心治学，结交好友。他有感于当世，仿照东方朔的《答客 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创作了《释诲》，来整理自己归 隐的心情。在归隐的十几年里，也是蔡邕创作碑文诔铭的丰收期。蔡 邕平生两次入朝为官，尤其在董卓手下近四年的时间里，更是位极人 臣，这说明在他的头脑中始终蕴含着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否则他不 会有如此行为。但是，在蔡邕的一生当中，更多的时间或是在家乡归 隐，或是留迹于江海之间，在山野之中赋诗作文，时时流露真情。如果 没有老庄思想的支撑，蔡邕恐怕也无法如此释然。纵观蔡邕一生所经 历的大事，概览蔡邕的传世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思 想兼修而自成新意的新型思想，两种思想交汇融合让蔡邕对传统文化 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在不 自觉之中给汉末文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内涵。 作为博学多才的汉末文化领袖，蔡邕对当世的一些文化大事也给予了 很“另类”的评价。这些评价在当时人的眼里可能是无法理解的，但是 这却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倾向，是以蔡邕独特的儒道兼修思想为前提的 一种新的尝试。“孝"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蔡邕把孝文化用道家重性 情、贵真情的思想重新诠释，这是儒道两家文化思想融合的产物，是蔡 邕对汉末文化的新评论。蔡邕对文学艺术的评价也是儒道思想兼修 的产物，他在汉晋文化转型之际，一直给予文化土壤注入新的营养。 思想上的融合变化促使他个体意识的觉醒，使蔡邕的价值观、生活态 度和对事件的评价都不同于以往的文人士子，由此也开启了魏晋文化 重情感表达的先声。     第二章阐述蔡邕对“礼"学解读的思想新变。蔡邕不是经学大家， 在他流传至今的论著中，治经学的篇 目更是少之又少。但是从《后汉 书》记载的蔡邕在东观组织勘刻熹平石经的始末看，他对经学还是十 分重视的。在蔡邕现存的经学著作中，他对《礼记·月令》尤为关注， 所以，要考察蔡邕的礼学思想，必须从他解读《月令》开始。蔡邕对 《月令》的解读当然也受到汉末经学解读改革风气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邑   士 寸   百 1 位学者，他的角度和经学家的解读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些不同恰 恰与魏晋玄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揭示蔡邕礼学思想的新变，可以由此 了解汉晋之际学术思潮及风气的变化。蔡邕对《月令》解读的特点有 二：一是对传抄过程中导致的字词句的错误进行了订正，使它更符合 原文的意思，更符合“礼"的规范。这些细小的地方在蔡邕之前基本没 有得到关注，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二是对《月令》中的名物进行 了考证，广泛征引《乐记》、《尔雅》、《诗经》，勾连它们与《月令》的关 系。蔡邕解读《月令》的思想新变主要有三：一是蔡邕认为《月令》“体 大经问”，并不是一种历法就可以解释清楚，对它的注释需要全面考 察，说明蔡邕的解读思想更加注重“博"与“通”。这同魏晋时期的学 者注重阅读的广泛、博采各家专长的治学方法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二 是变以往解经的“崇儒"为消解和淡化。蔡邕在解经过程中出现对儒 家思想消解的倾向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却构成了他经学解读的新变。 三是辩证地看待 自然与王政的关系。蔡邕认为自然是不受天子控制 的，天子应置于自然之下。这是对“自然”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人类 社会之初“自然"就是在人之上的。虽然蔡邕还没有给“ 自然"赋予更 多的内涵，但是对天子地位的重新审视，把自然放在大于一切的位置 上 ，对儒学是一次挑战。     第三章论述蔡邕和东汉文坛的因缘，他对文人奇才的推荐奖掖和 对奇书异文的欣赏认可。蔡邕不但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投入许多精力， 而且对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人倍加爱护，极力推荐，有知人之明，也有 坦荡的胸怀。得到蔡邕推荐奖掖的文人奇才有边让、王粲，他们都是 富有才气和个性的年轻人，他们的作为和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 新的文坛风尚。在推荐奖掖文人奇才方面，蔡邕和孔融有着惊人的相 似之处。孔融推荐的祢衡，也是新风尚的代表。但是，无论蔡邕、孔融 本人，还是他们所推荐的边让、祢衡，最后的命运都很悲惨，全都招致 杀身之祸。一种新风尚的形成和确立，往往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蔡邕 对王粲的赏识，显示出和传统腐儒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胸襟 目光， 他所赠给王粲的图书，成为沾溉魏晋玄学重要人物王弼的精神营养。 作为一名文人，他对前代文人的作品、著述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他对 东汉中后期文坛的作家、作品有面识，也有神交。蔡邕对东汉中期文 人王延寿、王充、赵晔的作品和著作非常欣赏，持认同态度，他们反映 的是尚奇求异的文学思潮，体现出文学变革的特征，是魏晋文学的先 声。蔡邕对同时代文人具有独特性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他的评价往8 蔡邕评传 往带有一言九鼎的性质，为确立某些作品在文坛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蔡邕对同时代文人高彪的箴体作品大加赞扬，其原因在于这篇 作品不是随声附和，而是具有独立的品格，是作者个性的投射。蔡邕 既推举文学奇才，又欣赏奇文异书，这两者是一致的，因为奇文异书的 作者往往本身就是文学奇才。从蔡邕对文学新人的举荐和对新奇之 作的赞扬中，可以窥见蔡邕不是一位死守传统的腐儒，而是顺应时代 风气、具有个性和血气的文人，他的一系列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为魏晋 风度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和历史大潮的涌动趋向是一致的。     第四章把刘劭的《人物志》和蔡邕撰写的碑文加以比较，指出《人 物志》是人物品鉴的理论总结，而蔡邕撰写的碑文则是人物品鉴的文 学显现。碑文至蔡邕而大盛，这与东汉后期品鉴人物的风气密切相 关，可以说是这种风尚的产物。品鉴人物从东汉后期一直延续到魏 晋，而在汉魏期间的众多著述中，和品鉴人物关系最为密切者，一是蔡 邕撰写的碑文，一是刘劭的《人物志》。蔡邕死于汉末，刘劭去世于正 始年间，两人相差五十余年。汉魏之际学术风气的重大变化正发生在 正始年间。既然如此，研究蔡邕撰写的碑文和刘劭的《人物志》，就可 以对东汉后期到正始年间的品鉴人物的风气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蔡邕撰写的碑文和魏晋时期人物品鉴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二者一脉 相承。刘劭和蔡邕都充分肯定人的美好禀赋和天性，注重的是才性， 这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只是在追溯才性的来源时，两人有同有 异。在涉及到人的才性的表现时，刘劭注重声调、目光，而蔡邕更注重 骨相。刘劭和蔡邕都推崇人物的聪睿智慧、明达清朗之美，蔡邕对早 熟型神童尤为欣赏。对于聪明和智慧的关系、怎样才算聪明和智慧， 两人都给出了答案。他们在提到这个问题时，对于“礼"有亲近和疏远 之别。刘劭是用传统哲学来解说人的聪明和智慧，蔡邕则是通过具体 的物象来加以显现。刘劭和蔡邕还对人物的中庸之德予以充分肯定， 但强调其素淡和兼有多种美德。他们都是把素淡的中庸之德与人的 自然天性等同，与先秦儒家学说存在很大差异。刘劭和蔡邕都强调人 的多种美德兼于一身的重要性，虽然在具体表达过程中两人的观点似 乎有矛盾，其实是立论的角度不同，没有根本的分歧。     第五章论述蔡邕兼有作家和琴师的双重身份及其相关的文学活 动。琴和中国古代文人的缘分最深，是文人最喜爱的乐器之一。琴的 这种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 自身的属性决定的。应劭在《风俗 通》中对于琴的论述，说出了琴深得文人喜爱的原因：一是它轻便，易导  言 9 于携带；二是琴声大小适中，适合人的听觉的接受能力。应劭和蔡邕 基本是同一时代人，蔡邕和琴的缘分很深，他本人擅长弹琴，并且还作 《琴赋》，整理《琴操》。这种乐器既给蔡邕带来荣誉，同时也造成他的 人生不幸和污点。蔡邕一方面把琴和现实政治相联系，同时又把它视 为遣情娱兴的工具。蔡邕的琴艺传给阮踽，又由阮踽传给阮籍，弹琴 成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蔡邕的琴艺显示的是作家艺术才能 的多样化，人的丰富性的展开。蔡邕的《弹琴赋》是以琴师的目光观照 这种表演，不再采用前代同类作品的固定模式，运用的是写实笔法、专 门的音乐术语，对琴师动作的描写也很内行。他的这篇作品对魏晋文 人有启示作用，开一代新风。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 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词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 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 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诗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词重在抒情， 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他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 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词，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第六章论述蔡邕扮演学者和才子双重角色而从事的文学实践。 对于作家的分类有许多方法可以运用。按其创作风格划分，有现实型 和浪漫型；按其情感基调划分，有乐观型和抑郁型；按其和社会发展的 关系划分，有超前型和滞后型。这种划分还可以调换视角，不断地进 行下去。至于对于蔡邕这位作家，应该从才和学两个方面加以审视， 即才子型文人和学者型文人的类别。由于蔡邕的这种双重角色，使得 他在题材和文体上定向选择，作品的表现对象有 自然存在物，也有精 神文化产品。他所选择的文体有辞赋，也有碑文、颂、赞等，必须兼有 学者气和才子气才能胜任。他的作品穿行于才子风情和历史故实中 间，有水乳交融型，有前后相承型。他的作品还徘徊在文化的中心和 边缘之际，对传统思想和主流话语既趋近又疏远，各类作品呈现出不 同的走势。这里涉及到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有时注重现实功利 目 的，有时又有纯粹的审美观照。他的作品还兼有雅俗两种风格，亦庄 亦谐 ，由此构成了他文学创作倾向的复杂性。     第七章论述蔡邕书法理论的开创之功，以及他在书法实践上的成 就。蔡邕也是东汉末年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在书法方 面的成就，一是擅长篆、隶、八分，二是创造了飞白书体。蔡邕的书法 墨迹我们今天不得而见了，但从唐宋以来人们对他的残存碑录的交口 称赞中，可以想见他的书法艺术成就。蔡邕还给后人留下三篇珍贵的1 0 蔡邕评传 书法论文《：篆势》《、笔论》和《九势》。这三篇论文篇幅都不长，但言 简意赅，形象生动，其中融注了作者实践经验的深刻体会和对书法艺 术的美学观照，颇有精辟独到之见，被历代书家奉为经典。蔡邕对书 法艺术的本质认识包括三个层面，即“神"“、势"“、形"“，神"中包含着 “情"“、性"“、意"。这三者通过创作主体的努力，是能够协调起来，在 书法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的。蔡邕认为“，神"在书法创作中是起主导 作用的，要使创作主体之“神”人书，就得首先调解好“神"，因而就“欲 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书者散也"的含义是说书法创 作是无拘无束的。只有“神"达到高度自我的时候，才能“任情恣性” “随意所适”，即“怀抱”的“散”。这种美学思想体现了人的觉醒和个 性的张扬，体现了蔡邕时代士人独立人格在艺术创作上的表现，与“士 可杀而不可辱”的士人人格精神是一致的。以蔡邕为杰出代表所开创 的书法理论，直接启迪和影响了其以后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理论和实 践，并和同时代的其他艺术理论一起，为后代艺术与人的关系讨论的 大发展开了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