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急的等待中，我依然毫不松懈地督促郎朗练琴，练琴，再练琴！陷入了相当程度的焦虑。好像经纪公司没把我们放在心上，演出有一搭没一搭，替补席的第四位确实有点像“鸡肋”。但我始终坚信机会只光顾有准备的人，你只有准备充分了，经纪公司随时通知你，你才随时可以上场演奏完美的音乐。

“该练琴了。”这是我对郎朗永远不嫌麻烦的敦促。这句话在郎朗那里一般还没有受到过抵抗。因为郎朗本身喜欢练琴，像二叔感叹的，练琴“上瘾”。

可是有一天，情形似乎有点不妙。在我又说了一遍“该练琴了”之后，郎朗说，每天7个小时足够了。我说：“再加两个小时。”“不！”“这儿没你说不的份儿。”我说。刚才他说不的时候，已经让我吃惊了。可是他的下一句话更让我吃惊：“这儿没你对我指手画脚的份儿，这是美国！”不提美国还好些，他用美国来压我，更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抓起一只泡沫拖鞋就朝他扔过去：“在美国你也得照我说的做！”郎朗很灵巧，身子一歪，躲过了这一击。他说：“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不管安排我演奏哪套曲子，我都准备好了。”“我不相信。”“我自己相信。”“你还反了天了！”我又扔出去一只拖鞋，这次落在了郎朗的肩膀上，郎朗生气地把门砰地关上，冲出了公寓。

这是我和郎朗来美国后日益加深的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以往，他犟几句嘴，也就算了，最后还是照我的做。这次他却摔门而去。这一刻，我忽然发现，一直被我当做小孩子的郎朗，突然间长大了，我好像第一次发现他的嗓音变粗了，敢跟我分庭抗礼了，还摔门而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出门后，我心里感到的不再是怒火，而是一种失落，一点茫然。我一屁股坐在床上，好一阵子，脑子里一片空白。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郎朗在柯蒂斯练琴，身边围了几个“郎家兵团”的中国同学。郎朗练的是巴拉基列夫的《伊斯兰美》，一首难度很高的曲子。我也在旁边盯着。其实，平心而论，郎朗弹得不错，而且已经从头到尾弹了三遍。郎朗是这样，没人看他就很投入；有人看，他更来劲。但是我还要求他再弹一遍。郎朗本来想说什么，但他改变了主意，什么也没说，又弹了一遍。“再弹，有几处错。”我说。郎朗又弹了一遍。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邪火，说：“再弹10遍。一个错也不能有！”

这回郎朗反抗了：“不！我不弹了！”

“你必须弹！”我吼道。

身边的同学惊异地看着我们，这些孩子平时都是我给他们辅导，他们没看见过我这副生气的样子。

郎朗再次爆发了，像小时候那次一样，朝我吼了起来：“暴君！我不听你的，别忘了，这是美国！”说完噌地从琴凳上站了起来。

这一次，我既没有扔拖鞋，也没有再吼。我只说了一句：“你翅膀硬了，我回国。”说完，转身就回家了。看到郎朗似乎不需要我了，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我简单收拾了几样换洗衣服，就打出租车直奔机场。刚下了出租车，在大厅外面，郎朗和其他同学就赶到了。郎朗一把拽住我的旅行包，说：“爸，别走。”“你说我是暴君，还要我下地狱。”“对不起，我错了。”“你真心想要我留下来？”“真心的。”

我哪能不留下来呢？其实，我知道我不会就这么扔下郎朗不管的。我们的目标还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