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文章最早是为芝加哥大学的布莱德利讲座而创作的。谨向布莱德利基金会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丕平教授表达我的谢忱，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法国和法国知识分子的机会。纽约大学欣然准予我请假去进行此项讲座和其他项目，其间的1995年，我在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院（IWM）访学，大众汽车基金会对我的膳宿给予了部分资助。我感谢这些机构的襄助，感谢IWM院长克莱斯托夫·米夏尔斯基教授始终如一的热忱招待。这本书的撰写出版所费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T·戴维·布兰特给予了我极大的耐心和支持。写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两篇文章都在西北大学、密歇根州大学、麦克吉尔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公共讲座和研究会上发表过，观众和参与者以及我自己在纽约大学法国研究所的学生提供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的贡献使这本书更加完善。自然，这本书是以我的风格写成的，其中的错误也由我本人承担。责任的重负弁言书中所引有关这三个主题的外语文献绝大多数系我自行翻译，未使用现成的英语译本。例外的情况我也在注解中做了说明。注解中有原文出处的完整名称，书末的“进一步阅读”中给出了一些关于更多相关阅读的提示。我以这本书纪念弗朗索瓦·傅勒。这几个讲座最初就是应他的邀请而准备的，在他的积极鼓励下，我把讲座题目定为“布鲁姆、加缪和阿隆”。傅勒敬仰他们每一个人，尽管他在思想上和私交上与雷蒙·阿隆走得最近。他在巴黎主持一个以阿隆的名字命名的机构；他去世时正在从事一项关于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或许是阿隆最喜欢的法国思想家——的研究。但在某种意义上，傅勒也是布鲁姆和加缪的天然传人。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既拒绝马克思主义阐释方法，又拒绝新传统“文化史”进路，确立了他作为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反对派的地位。他勇敢谴责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伪善——不管是“反反共产主义”的还是“多元文化”的——令他在法国内外遍树政敌。他对法国历史的阐释在公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激起了反对者的强烈痛恨，最著名的一次爆发就是在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对傅勒及他的“学派”的攻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人身化和个人偏见化的倾向。所有这些遭遇，对这几篇论文研究的主角而言都是家常便饭了。和他们一样，弗朗索瓦·傅勒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作为“局内人”的素质不能为他免除在各个时间、各种圈子里被视为局外人甚至叛徒的危险。和他们一样，傅勒至少在两个方面被视为异类：首先，他颠覆并重写了法国大革命史——法兰西民族的“创世神话”；其次，他在晚年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谈共产主义这一20世纪的神话（或用傅勒的话说：“幻象”）的论文。和他们一样，他在国外的声誉很多时候高于国内；和他们一样，他的影响和思想战胜了他的批评者，其生命力必将比后者更长久。人所共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一个法国历史的傅勒派。但同样，也不存在一个法国社会思想的阿隆派，法国道德主义的加缪派，法国社会民主的布鲁姆派。在法国思想和政治活动中，这些人都不自成一党一派，与人争斗；他们归根结底只代表他们自己和自己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迟早会成为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