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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月，马嘉理事件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威妥玛发现，总理衙门的人，没一个是认真办事的，在没完没了的推脱、推卸、推诿、搪塞、虚晃中，时间一天天过去。威妥玛在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总理衙门的大臣是怎样议事的：“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这种场面，凡官场中人，都不会觉得陌生。

不过，总署的人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觉得洋人脾气恶劣，不可理喻。崇厚就批评威妥玛：“威妥玛的谈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双方的思想、文化、语言、习性都格格不入，对起话来，就像隔着一座喜马拉雅山。

威妥玛指责总署：“总署向来办事多是含混敷衍，不独此一件事！无论何事都是往返商量多日尚无定见，似此如何办得事的！”他声称，既然总署没有诚意，他只好离京，前往上海。路经天津时，李鸿章约他七月初三会晤。

当日，威妥玛到衙门拜访李鸿章，按照督抚衙署规定，凡有客至，先由门役通知号房，再由号房通知门房，由门房再通知签押房。威妥玛性急烦躁，等了一会，满头大汗，大叫：“不能杀我，殆将渴死我耶！”大怒而去。第二天，李鸿章亲自到英国驻津领事馆回访，为昨日开门略迟道歉。

威妥玛直接质问李鸿章，究竟有无资格办理此事：“中堂如是奉旨办理此事，或总理衙门有信请中堂办理，此事我自然应与中堂商办；倘或不然，只好谈论，不能商办。”

李鸿章依然保持微笑，肯定地说：“我是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务，云南钦差又是我的胞兄，商办既可，谈论亦可。”

威妥玛说：“云南之案并非通商事件，今中堂这么说，自然是未奉旨办此事。我们亦可细细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