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袁世凯跟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几年后，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颁布的一个告示，对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试图肯定共和主义的信仰怎样深入遥远的边区，又要奖励那里刚刚归信的共和主义者：据蒙藏事务局呈：科尔沁旗亲王伊锡海顺咨请该局转呈称，该旗呼图克图昆楚克楚隆木布尔率其部属拥护民国，请予褒奖。查该呼图克图率其部属效忠民国，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其乘坐黄缎篷盖马车，以示宠荣。

透过这个文绉绉的告示，这位美国外交官发现：“这种承袭清朝的，一味讲究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中国大部分社交礼节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到总统府呈递国书时，来接他的那辆庄严华丽的礼车用八匹骏马驾驶，车身涂着描有金饰的蓝珐琅，以极其豪华的帝国宫廷排场来迎接他。袁的侍从武官长荫昌，即满洲贵胄、清廷的陆军大臣。

帝制时代的老办法、老规矩、老仪式、老排场，都是袁熟悉的，他摆脱不了，也无意摆脱。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是这样的：他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也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

这与顾维钧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一旦有机会，袁世凯就要将反对派赶走，甚至解散国会。这一点，梁启超、张謇他们没有看穿，就连他在政治上的对手、对共和国抱有强烈热忱的宋教仁都没有看穿，他们对袁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曾长期在大学教授政治学的芮恩施，在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初，在上海黄浦江边曾有一个感觉：“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的种籽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八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究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他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个人统治和帝制传统阻碍了中国人的这种努力，同时他们也缺乏经验来作指导；此外，他们还受到外国的怀疑和反对。”当时，有许多长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共和前景抱着相当悲观的态度。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对濮兰德的长篇采访，此人是英国人，自1883年以来长期在中国任职，曾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过，对中国相当熟悉，著有畅销书《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等。他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江山易改，本『生难移。他称中国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只是换了个名字，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普选代议制并不是解决方案。在现今中国，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在今后若干年也不可能实现。历史经验表明，相信中华民族会突然出现激进变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次变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据这位中国通的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任何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这与周树人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在以鲁迅笔名发表的系列小说和杂感中，这位中国最具有洞见的作家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