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早上，下雪了。

已经三年没见过雪花。刚到北京那天晚上，零下一摄氏度，树桩跟前堆着已经呈深灰色的积雪（或者叫积冰也成），我急吼吼过去踩一脚，啪啪响，心满意足。电影学院动画系的教室凌乱无比，拍摄正在进行，除了导演和制片外谁都不认识我，我可以捧着相机到处乱拍。晚上睡觉要垫一块旧画板在身下，沙发太软，腰受不了。暖气和冰箱小声轰鸣，没敢开窗，外面那层昏黄灰雾据说吸进肺里会要人命。第二天，我用围巾当口罩，出门后尽量小口呼吸。

应朋友之邀过来参与一个广告的前期工作。绘制故事板，钱不算多，看中包来回机票、食宿和打车费。想得天真，以为每天上午画画，下午出去逛，谁知一画就是一天，吃饭叫外卖，傍晚出发去公司开创意会，凌晨回来继续工作。相比那些导演、外联、剪辑、制片，我轻松太多，可以开音乐听歌，画一会儿起来打水喝（北京太干，嘴唇永远处在开裂边缘），还有一桌子零食任取。

那群孩子不是到处跑就是盯现场，他们熬得起。

房主执行导演张老师和制片肖大侠是一对儿，有时凌晨回来，带瓶梅子清酒，每人分上一杯，边喝边聊，其实说的还是工作。他们说，我听。工作之余，取了书架上两本盗版《飞狐外传》读，小时候只看过连环画，现在翻书，文字和记忆中的图画常常重合。书里的江湖再凶险也比不过现世荒谬。他们还在讨论，我困了先睡。梅子清酒以前是拿来佐影碟用的，一套美剧、一瓶酒，也是冬夜。

这滋味快记不起来了。

因为总导演大脑便秘，只出了十张构思给我，头一次在中午前完成工作，下午安排去外婆的新家看一眼。

新家在13号线末端，临到家门口突然想起来没买东西，我一向没这方面礼数，现翻出打算给保姆的红包多塞了两张进去，保姆就直接拿现金好了。

外婆九十有一，半瘫，耳朵比三年前背，跟她讲话得喊，喊得元气大伤。她稍微胖了些，用视力好的那只眼睛盯着我，也没什么话可说。她的世界就在这院子里了。我添油加醋地讲这几天的见闻，明知道再晚点，不光她，身边的大姨和保姆谁都不会记得。

我挺想吃外婆做的打卤面，上次吃是二十年前。我以为还有下次——那年年底，外婆过世，我后悔那天没有多喊一会儿。

北京太大，大得让我讨厌它——空出两个小时，在深圳去哪儿都成，在这里哪儿都有去无回。那么多亲戚朋友都不敢通知，怕没时间聚，怕聚会变成候车，怕回程远影响大家生物钟……这样傻大的城市，除了机会多些外有哪点好？晚上堵在立交桥上，我和制片用粤语聊天，后座上摄影师玩手机打瞌睡，从后视镜里见到一溜车后灯远远闪到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