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在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中，台湾的民主转型过程具有不少独特之处：一，虽然反对力量是推动民主转型的主要动力，但转型的节奏和议程主要是由威权时期的当政党主导，且国民党也是极少数在民主化后第一次选举依然胜选的当政党。二，转型过程相对和平，没有大规模流血事件。三，转型过程是“分期付款式”（日本学者若林正丈的用语），亦即并非一次性的政治革命，而是渐进的、多阶段式的转型。这些对于台湾的新民主体制都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台湾人除了想知道台湾民主从何而来，更关心现在的民主实践出了什么问题，可以如何改革；而对许多大陆人来说，则想在台湾的民主转型经验中得到具体的启示，寻找改革之路。

在当前的大陆出版市场，虽然不乏纯学术的台湾研究著作或记者的政治观察，但往往不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偏差，就是有隔靴搔痒之感。这本《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虽然是学术会议论文集，但无疑是目前大陆出版市场中关于台湾民主转型的最重要著作，汇集了台湾最重要的几位政治、社会与经济学者。

有关台湾民主化，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得到什么启示？这本试图探讨台湾民主化不同面向的著作，又遗漏了哪些重要问题？

1. 党国资本主义与政商关系

战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比起一般威权体制，对社会具有更强大的穿透力与控制力，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更紧密，因此有学者称国民党是一个“准列宁式政党”。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来台之后举行地方县市选举，一方面作为“自由中国”的门面，另一方面也借此笼络原来地方上的台湾精英。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也创造了高度的经济成长，那么威权统治与经济发展在这里究竟是什么关系？经济学者瞿宛文沿用政治经济学中“发展性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论，强调国民党政府具有强烈追求经济发展的意志，以及有一个有能力规划并推动发展且以发展为使命的经济官僚体系。

她驳斥其他经济学者指称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党国资本主义”，而认为战后公营资本的扩张其实相当节制，且对民营企业给予相当大的空间并予以扶植，所以在1950年代民营企业的产值就超过公有事业。

然而，这是一个相当“去政治化”的图像。战后的台湾确实让民营企业有发展机会，但事实上，国民党控制的少数公营事业占据了“产业制高地”，正如书中另一位学者王振寰指出：“国民党‘党国体制’不仅支配了石油、钢铁、制铝等基础工业，并且牢牢掌控金融体系。此外，公营企业大多占据了产业的制高点，除基本的水、电、瓦斯、铁路与电信外，还包含了炼油、石化、钢铁与其他基本金属、造船、重机、交通工具与肥料等。连同大陆撤迁来台的银行，国民党政府掌握了治理经济所需的金融资源。”

而政府单位“转投资的事业和财团法人与公营事业高层经理人结盟，承揽公营事业工程，再将工程转发包给党资本与党官僚、向党输诚的私人资本，以及军队、退辅、特务相关机构承包”。其政治结果就是私人资本必须服从政治权力，不能挑战政府。

全力维持政治权力是国民党统治始终如一的逻辑；当然，世界上所有政党都是。

这个政治经济体制在1980年代受到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两大转型力量的冲击。经济自由化的动力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来自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迫使台湾进行贸易与汇率改革；岛内则是民营资本逐渐壮大之后开始要求内部市场开放、打破“党国体制”的

垄断──当然，这些资本家敢于扩大声音，是因为先已出现了政治改革的呼声。

这个经济自由化的压力在1990年代逐步落实，政府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包括推动公营事业私有化和开放既有的垄断市场（如电信、电力、金融、航空等产业），而大大冲击了原来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官僚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