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原本不是好词，不受家乡父老管束的人为豪，豪贾——不守规矩的商人，豪杰——率众闹事者，豪侠——被驱逐的个人暴力者。

大乱之时，豪侠遍地，改朝换代后，成了时代新贵，顽劣子弟——豪侠——新生贵族，身份转换如水态三变。刘邦是个豪侠，带着一帮豪侠建立汉朝，汉朝初期是文化灾难。

另有一种侠，受人称道，民问记忆里，有贵族特征，不是草莽。他们就是贵族，朝廷上失败而流亡民间。因为有文化有手段，试图暗中掌控一个地方，惩恶除凶，为了夺权，间接主持了正义。

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做一事便消失了，说明试验没成功，又去了他方。试验成了，就定居下来，隐迹藏形，转成了乡绅。

前两种侠，一旦成事，便脱离大众。不离大众的是第三类——拳师。传统中国不是法律惩罚型社会，是人情仲裁型社会，有了纠纷，不找官府，找行业外的第三方。

既然不是业内人士，不懂行怎么办？以人之常情评判就可以了，不是审理过程的是非曲直，仲裁的是结果，以谁也别太吃亏为标准。况且找仲裁人之前，矛盾双方往往已想好了退让的程度，借仲裁人的口来确定。

清朝承担仲裁的是走不上仕途的老秀才、告老还乡的老官员、镖局的老镖师。科举废除、满清推翻，老秀才老官员都不名誉了，镖局业、保镖护院业倒闭。火车运输量大、安全，挤垮了镖局。清末民初之际，官员普遍调用国家士兵给家里站岗，不再聘私人，保镖护院业失去了大宗雇主。

上世纪一十年代，北洋政府做现代化改革，不愿社会动荡，想延续仲裁阶层，选中了失业的武人，出钱出房，成立武术协会，实则是仲裁机构。

二十年代南京政府将武人收编到学校，成了西化教师。但社会需要仲裁，帮会顶了上来，杜月笙每天做的事是“茶叙”，一天赶六七场谈判，当仲裁人。三十年代的帮会已不太像帮会。

民间自发地形成仲裁阶层，证明北洋政府有远见，可惜是帮会做了武人的事，先天有问题，还需要时间转化。但历史没给时问，中日战争一爆发，社会结构全乱。

战争结束后，是一个既没有形成法律又失去人情的局面。人心紊乱，武人的传统形象被信任，再次充当起仲裁角色。

因为南京政府不再拨款，专业武术学校——国术馆倒闭，武人多在普通中小学当外聘体育教师，回到家，义务负责附近的纠纷，不关家门，谁都可以推门而入。

八十年代北京天津还有此遗风，胡同里搬来个会武术的老头，有事都找他。武人文相，因为大部分时间不是处理武林纠纷，是处理民事纠纷，带职业特征，笑眼眯眯，见了他的脸，人就消了三分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