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说：“披一张狗皮易，披一张人皮难。”父亲一生什么事都没有干成，只有这句话说得相当漂亮，它形象地揭示了人生残酷的真相。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好像这句话的版权当归父亲。做人的确比做狗难，狗不知道什么叫尊严，它饿了以后还可以吃屎，而人则不吃嗟来之食，有尊严才使人成其为人。正是要有尊严地活，人才比狗活得累，更比狗活得难。父亲不仅希望他的儿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干出点名堂，他一直相信苦干可以改变命运，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流了多少汗水便能换来多少收成，因此，他是“持之以恒”这一成语的铁杆实行者——当然，他是要求我和弟弟“持之以恒”，事实上他自己并没有贯彻到底。要有尊严地生活，要干出点什么名堂，这些积极的人生态度都没有什么错，以苦干改变命运，以汗水换来收成，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来说，好像也是人生的“硬道理”。可就是这些积极态度和硬道理，把我“花季雨季”的青少年岁月熬成了一锅黄连汤。父亲为人向来有点偏激，要有尊严，就要有成绩；要有成绩，就得持续苦干；要持续苦干，就不能随便休闲。于是，在父亲的辞典中，“快乐”的意思就是“堕落”，“休闲”的本意就是“罪恶”，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推向极端就成了人生的灾难。我小时读书，读得不好要“将功补过”，读得好要“再接再厉”，总之，不管读得好不好，都没有好日子过，生活简直就是望不到尽头的苦海。说实话，当时医学要是像现在这样发达，我一定会偷偷摸摸地找医生把自己变成一条狗，我觉得人真的是比狗苦多了，而且也没有狗生活得有趣，农村的狗没有主人跟着，想到哪里去玩就到哪里去玩，自己还能给自己做主。本来我那时就特别贪玩，而且又特别讨厌学习，学习成绩自然从来也没有让父亲满意过，既然干得好干得坏生活都没有盼头，我就经常恶作剧地捣蛋和偷懒，所以我也就经常挨打挨骂。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对我的“好意”，也从来不认为“过有尊严的生活”和“干出点名堂”有什么问题，但他的“好意”却结出苦果，“没有问题”的生活目标最终在每一个生活环节中都成了“问题”。

父亲是我小时候最大的“阶级敌人”，要不是碍于情面，“文革”中他在台上挨斗的时候，我也可能冲上台去揍他一顿，可是当我也成为父亲以后，对他的大部分做法有了“理解之同情”。看来，要吸取父亲的教训很难，我像父亲一样也怕自己儿子将来一事无成，怕他将来不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也像父亲一样要求儿子“持之以恒”，同样也把休闲当成了懒惰，把行乐视为堕落。儿子的童年几乎是我童年的复制，只是他没有“批斗”过老师，而是不断被老师“批斗”，儿子上大学前就曾埋怨说他没有幸福的童年。他的童年真的非常单调，不说也罢。

我和父亲严格要求后代都是出于“好意”，过“有尊严的生活”和“干出点名堂”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好意”办成了坏事，“没有问题”的地方却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