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方面，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我在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以后发表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合著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参与撰写《中国人口?总论》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参加过多次专题讨论会。由于这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所以在1995年我提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应及时作出调整，从独生子女改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但今天看来还不够，从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从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的变化看，还应进一步调整到“确保一胎，鼓励二胎，允许三胎”。除了政策调整外，还应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那就赋予孝道新的内容，教育青年将生儿育女当作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和国家的应尽的责任，当作真正的孝道。

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一直鼓励我们要超越前人，包括要超越他。他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中，他还极其坦率地承认他的成名作《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对移民数量估计的失误。在他的鼓励下，我也质疑他的某些观点。例如，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他形成的观点是“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而我近年来的看法是，如果说1840年前的中国疆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此后到今天的中国疆域也是“自然形成”的。（详见本书《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

我当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但只有不断反思方有可能。只要不断反思，即使永远达不到这一境界，也能逐渐接近，所以在年近七十时，我想到的是“七十而思”。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思过，而是思得不够，要永远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