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的失误固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人口问题，但把一切困难都归咎于人口太多是不公正的。应该承认，我国的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快，甚至出现徘徊倒退，人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不高，一部分人甚至还不能温饱，主要原因是路线和政策的失误。最明显的例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有些年份的人口增长率高于70年代后期，但无论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比那时提高得快。同样，像珠江三角洲这样走在改革开放前面的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并没有降低，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世界上比中国人口增长得更快的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比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例子也不少。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1978－1990年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就有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我国的台湾，都高于我国同期的7.7％；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多比我国高，其中韩国、我国台湾的人口密度分别为432和574，大大高于我国大陆的117。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学界流行一种理论，要保持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不降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大致应维持1∶3的关系，即人口的年增长率如为1％，经济的年增长率至少要达到3％才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这一比例关系是建立在我国原来计划经济的统计指标上的，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往往带有很高的水分。如果是真正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就不必要保持如此高的比例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按这样的比例，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预测的最高方案），只要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5％就能维持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至降低，高于此数就能使之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形势看，这样的增长率是完全可以超过的。当然要长期维持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困难的，但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也只会在短期间内出现。

毛泽东认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的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说法是有片面性的，但一味夸大人口的消极作用同样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人既有一张嘴也有两只手，还要强调人有一个脑袋，有体力更有智力。一个身体健全、受过良好教育培训的人一生中所创造的财富，完全可以大大超过社会对他的供给量。这类创造甚至可以在基本上不消耗物资和能量的条件下实现，如软件和信息资源的开发、统筹优选方法的推广、实用遗传工程的运用等。据预测，即使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等最发达的国家，未来对高科技人员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人”是指体力智力素质都高、又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的人，那么对他们数量的增加是无须悲观的。当然，在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中，高素质的人口所占比例毕竟有限，但我们如果能使这个比例不断提高，所起的作用至少不在控制人口数量之下。

我们强调国情，强调人均指标，使大家从“地大物博”的假象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自然有其必要。但因此而把责任都推给了地不大物不博，甚至对中国的前途悲观失望，就适得其反了。中国的人口密度居于世界前列，而人均资源低于中等水平，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得多、人均资源又比中国少得多的国家中，却不乏比中国发达富强或者高居世界前列的例子。如果用“比较密度”的概念，即单位农用土地上的平均人口数来统计的话，1978年的中国是551，同年比中国高的国家主要有：印尼676，孟加拉国910，日本2219，埃及1426，原联邦德国632，荷兰1106。可以肯定，目前中国的数字还大大低于日本、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