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离开香港去了威海卫。同新界一样，威海卫也是英国1898年向中国租借的，它位于华北地区山东省境内，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能为英国海军提供一处条件优越的基地。1901年，英国政府决定对威海卫实行行政管理，并任命詹姆斯·斯图亚特·骆克哈特为行政长官。

威海卫行政部门的规模远远小于香港，只需一位副手来协助行政长官的工作。从一开始，骆克哈特就决定选庄士敦作副手。可是，殖民部选择了比庄士敦早工作两年的见习生——罗伯特·沃尔特，作为行政长官的第一任副手，尽管沃尔特和骆克哈特建立起了和谐的工作关系，但他俩从未真正地密切接触过，骆克哈特在内心深处仍然希望庄士敦能来威海卫。机会终于来了，当1903年沃尔特决定于次年回英国休假时，骆克哈特马上写信给殖民部请求让庄士敦来接替沃尔特。1904年4月21日，庄士敦被任命临时代替沃尔特的工作。两周后，他来到威海卫，在政府官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中国的书面语在全国都通行，但在口语方面，却是各地有各地的方言。这些方言差异很大，比如，山东人就听不懂南方人的话，除非他们彼此学习对方的方言。骆克哈特是如此急切地希望庄士敦能来威海卫，尽管当时庄士敦只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略微会说一点儿北京话，对当地方言则一无所知。

对于那些惧怕香港炎热潮湿天气的人们来说，威海卫是一处受人欢迎的夏季避暑胜地，它还是英国驻华舰队的夏季疗养基地。因此，这里夏季常常有各种各样吸引人的社交活动举行。不过，到了冬天，这里便充满了单调、冷清与严寒，几乎看不到旅游者的影子。海军舰队也驶往南方更温暖的水域，只剩下少数几个欧洲人居住在这里，每个人被迫着寻找各自的消遣方式来打发时光。

庄士敦注意到香港与威海卫之间有着许多不同。这里的租借地内不通电，没有电话，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卫生条件很差，每天早晨苦力们挨家挨户收集夜粪肥田；这里只有一座旅馆和一处学校，没有一家可供绅士们夜间畅饮的豪华俱乐部。尽管威海卫完全没有香港的喧闹与繁忙，没有拥挤的人群和高大的建筑，但它的确有自己的优点：气候宜人，尽管缺乏现代医疗设施，但疾病相对较少。这里的中国人口约为十五万，主要是农民。租借地内几乎没有贫困户，没有贫民窟和事实上的犯罪行为，这一点与香港不同。

尽管威海卫的大小同香港的新界差不多，但在外观上却很不同。刘公岛连同其深水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爱德华港（即威海卫港——译者）外的活动中心。爱德华港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居住区，租借地内大多数欧洲人在此居住。政府官邸——一幢朴实无华的平房建筑——就坐落在这里，政府办公室也设在这里。海边有一个小小的码头，在夏季供每天往返于爱德华港和刘公岛之间的汽艇停泊。威海卫大陆周围环绕着数十英里长的平缓的海岸线，海岸线上点缀着沙滩和嵌入内地的海湾，一系列低矮的山丘自海岸向山东省内陆延伸。

威海卫没有真正震撼人心的风景。三百个大小村庄内的居民在很久以前就以伐木为燃料，当庄士敦来到这里时，陆地上只剩下一些稀疏的矮栎，未被开垦的山丘上覆盖着杂草。在这些低矮山丘之间的平原上是一片片耕田。网状分布的河流确保干旱很少发生，无处不在的扬尘小道是该落后乡村地区的一大特征。总之，它与香港的差异是巨大的。

来到威海卫仅过了三个月，骆克哈特便公派庄士敦外出进行一次远行。1903年，骆克哈特曾到曲阜进行过一次朝拜。曲阜是孔子诞生的地方，在那里，他会见了孔子的直系后代——孔公爵。访问期间，他许诺返回威海卫后，送一幅英王爱德华七世的肖像给孔公爵。可事情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一年的时间快要过去了，这幅肖像还没有准备好。直到来年夏季这份礼物才准备就绪，不过这种等待是值得的，因为要送到威海卫去的大幅照片非常华美，装帧在带有雕刻花纹的精美的镀金框架中，外面是一个带有皇家字母组合图案和雕刻花纹的同样精美的匣子。庄士敦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装有照片的匣子送给孔公爵。

出发时，庄士敦的穿戴也是华美异常。头戴高顶丝质礼帽，身穿礼服，在沿途所经过的中国乡村地区，他这身打扮一定显得不合时宜。他所护送的照片被单独放在一乘轿中。庄士敦于8月15日从威海卫出发，第一步行程目的地是济南。首先，一艘汽轮沿着海岸把他带到了德国人控制的青岛，威海卫至青岛只需一夜航程，然后再乘十四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济南，青岛至济南的铁路在那年春天才开通。尽管火车的开通使庄士敦免于踏上山东省那些尘土飞扬、颠簸不堪的原始土路，但是这次旅行仍然谈不上舒适。后来，他汇报说“旅行的速度并不快，时不时的停车似乎使这次旅行显得有些单调”，的确如此，二百六十英里的路程，每小时的速度还不到十九英里。然而，这比其他旅行方式还是要好一些。

虽然到目前为止，这次旅行还算愉快，但接下来的一段行程则糟糕得多。山东省的道路冬天尘土飞扬，夏天则泥泞不堪，“另外，各时各地的路面崎岖不平、泥泞不堪，即便在英国乡村道路上所见到的最结实的马车，也会在猛拉猛推、颠簸而行中碎为一堆废木柴”。庄士敦用了四天时间才走完济南到曲阜这段艰难的一百二十英里路程。所幸的是，根据巡抚的指示，他们一路上受到各地官员的热情款待——“我们所歇息的每一家旅馆……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进行了一番装饰……猩红色的布帘悬挂在酒店的大门外和庭院中”。这样一来，庄士敦发现每一次停留，“都有一群人在那里翘首盼望一睹陌生的外国怪物的风采”。他似乎颇为陶醉于自己意料之外的这种“恶名”。

庄士敦说，抵达曲阜城的情景真是令人难忘，为此而遭受一番旅行之苦也是值得的。曲阜城坐落在平原上，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城墙。庄士敦一行浩浩荡荡地赶来了。当他进入城门时，孔公爵的一群侍从正在那里迎接他，“这些侍从的制服是我在中国所见到的最为漂亮的制服之一：黑、红、黄三色条纹安排得是如此巧妙，看起来像一张虎皮”。在这引人注目的仪仗队护送下，庄士敦向城中走去。

孔公爵那年三十三岁，仅比庄士敦大一点，是祖庙的守护人。由于他那显赫的身份，没有皇帝的特批，是不能随便离开曲阜的，因此，庄士敦的到来也算是对这种单调生活的一种调剂。孔公爵带领庄士敦游览了他庞大的家业。这是一座覆盖几百英亩的庞大的综合建筑。除了家族大宅外，还有庙宇、大厅、楼阁和园林，仅祖宗的墓地（曾是中国最大的园林）就占地五十英亩。这里有着惊人的美丽和巨大的反差。只用一块朴素的石板用来表明这是孔子的出生地，然而用来纪念孔子的庙宇却几乎有五百间房屋那样宽敞！

在庄士敦到达后的第二天，爱德华七世的照片便在一大群人的护卫下，行进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庄士敦随后坐进一顶猩红色的轿中，人们在庙宇门口鸣炮欢迎他和爱德华七世的肖像。移交完礼物，于当晚返回旅馆前，他又受到了孔公爵的愉快接见。次日，也就是他在曲阜停留的最后一天，孔公爵邀请庄士敦共进晚宴，这种款待甚为少见。公爵的厨师都是有名的厨艺高手。作为这次完美访问的完美结局，他非常喜欢这次精美的晚宴，席上有“燕窝鱼翅和各种丰富的酒类”。至此，这次任务圆满完成了。

第二天清晨，他离开了曲阜。不过，旅行之趣并没有就此终止，在返回济南途中，他绕道参观了五岳之尊的泰山。后来，庄士敦最终遍访了中国的几座“圣山”。这几座山之所以具有神圣感，或许需要追溯到史前年代，后来它们被中国的几大宗教视为各自重要的基地。泰山，或许由于它距离北京较近，皇帝常来此举行仪式，所以逐渐成为最为有名的一座圣山，庄士敦自然想去瞻仰一下它的雄姿。

这些圣山一般都有铺筑良好的石径通往山顶。泰山高五千五百英尺，沿着一系列宽阔的石阶可以爬上去，沿途点缀着各种庙宇、神龛和石刻。庄士敦尤为好奇的是，有钱的香客们要雇佣劳工在难以攀登的山石上题词刻字，以显示他们的富有与热爱。山顶上有一座庙宇供庄士敦他们夜间歇息，以便次日清晨能够一睹泰山的美景之一：日出。这是该次旅行最精彩的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