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情绪高昂地乘船返回中国。威海卫的工作要到1927年4月才开始，所以他利用这段空闲先访问香港。在那里，作为老朋友塞梭·克莱门迪的座上客，他住在豪华的政府官邸内。克莱门迪于1925年升任香港总督，庄士敦断言“他是一名优秀的总督”，尽管不完全是秉公而言。同克莱门迪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三周后，庄士敦前往天津看望溥仪。他发现从前的皇宫处于一片凋敝状态，依靠日本人资助与扶持的溥仪被中国人视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当庄士敦离开天津，前往宜人的威海卫时，溥仪甚为伤心地为他送别，手捧赠别礼物，庄士敦感动不已。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一直准备把威海卫归还中国。两国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交还日期定在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正是在这一天进驻北京，推翻政府，逼宫溥仪，所以延期归还威海卫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接下来的两年，政治形势依然是极不稳定，因此，威海卫依然保留在英国人手中。

1927年3月31日，庄士敦返回阔别八年的威海卫。这个美丽的小城只留下了往昔的一点影子，英国学校已经关闭，许多英国居民已经离开，甚至连政府官邸也显得异常清冷。多年来，威海卫那摇摆不定的前景给当地带来巨大损失，庄士敦也不能确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只知道自己将生活在这座官邸中，至于居住多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尽管此处已经破败不堪，庄士敦还是发现了从前的几件旧物。他向骆克哈特汇报说：“我的确认为你我的持续努力不可能使威海卫的发展如日中天。她现在的情况同从前一样糟糕，拒绝当家做自己的主人！”在这些日子里，庄士敦一直希望归还一事尽量慢一点儿发生，“拖延的时间越长，我就越高兴，因为重返故地多么令人愉快，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依然是那样友善可亲”。他决定把自己在威海卫的这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独自居住在官邸内，特别是没有了骆克哈特一家的陪伴，他感到极不习惯，但他还是尽可能延续以往行政长官设宴取乐的习惯。刚刚过去了六周，他便抱怨一百五十英镑的招待费已经花光了。他确实很快乐，这一点可以从当地居民的情绪上反映出来：“中国人非常喜欢庄士敦——在最后的阶段还有一位长官来热忱地管理本地事务，而并不准备从中攫取什么，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

庄士敦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他不尽可能快地申请到更多资金来发展威海卫，那么他将失去所赢取的任何赞许。即便如此，这也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如愿以偿。到年底，他已经获准在租借地各处修建公路。威海卫在几年前通了电，而现在庄士敦为各个分区接通了电话。慢慢地，他把威海卫引入了二十世纪。当他采取的各项措施开始发生效力时，连殖民部都对他刮目相看。一位高级官员写道：“我认为庄士敦先生讲求实际，能够胜任更高的职位。”

威海卫的复苏为其自身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动力。庄士敦引进了汽车，首次为本地人提供了公共交通工具，为方便更多的村庄与爱德华港的联系而修建了更多的公路。威海卫的居民在这里生活平静，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也不曾闹过饥荒，自然支持他们那热情能干的行政长官。不久，威海卫就绽放出多年来不曾见过的光华。特别地，财政部也突然一改常态，慷慨地把招待费补助翻了一番。整个夏季，庄士敦都情绪高昂：“我感觉自己既像乘飞机上天，又像驾潜艇入海。”他确实很少这样高兴过。

庄士敦同溥仪之间依然保持着联系。尽管溥仪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但他继续向庄赠送礼物，其中包括赠给政府学校一幅纪念卷轴。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皇帝本人想过来同我住在一起，但我不得不委婉地向他解释，我担心英国政府不予批准”。这些请求都是在溥仪派人送给庄士敦的密信中才提及的。尽管在中国呆了这么多年，庄士敦依然保有苏格兰人的精明：“我保留着他写给我的亲笔信件——或许有一天，它们会延迟我进入济贫院的时间。”

1928年非常圆满地结束了。首先，庄士敦收到了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证书——十年前他就已经获得这个学位了。接着，十月份，他写信给骆克哈特，说自己现在同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住在一起：“这个人比瓦克萧夫人（库克）更迷人：她就是爱琳·普瓦沃小姐！！！其卓越的职业生涯你可以在其作品《谁是谁》中有所了解。”当地居民对于他们的行政长官在官邸内宴请宾客已经习以为常，只是这些宾客通常都是成双成对地出入。爱琳·普瓦沃四十岁，富有魅力且孤单一人，她甚至没有女伴。因此，她的到访不可避免地引起爱德华港的街谈巷议。过节期间，她都是他的座上客，她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多的欢乐，庄士敦曾非常快乐地记录了当地几位女士对他这位女伴的反应：

如果我不是一位年迈的老人，那么所有威海卫人都将陷入对丑闻的激愤中！年老体衰的好处之一就是：不容易成为诽谤的对象。尽管格雷莎姆小姐(当地一位传教士)……曾严肃地问我是否真的同自己的一位外甥女住在一起，当我告诉她，那不是我的外甥女而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时，她长长地“哦”了一声，来表示自己强烈的不满。

对于此类女士的反应，庄士敦相当镇静。他争辩道，毕竟“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为威海卫提供一点谈资，我认为我们成功了”。

多年前，庄士敦曾有过真正的女伴。现在，他已经五十六岁了，能够得到这样一位活泼、聪慧的女士的青睐，他肯定神魂颠倒。爱琳前往日本参加一次会议时，向一位同伴（这位同伴也曾在威海卫跟庄士敦共处过）说起庄士敦曾向她求婚！很明显，他们彼此爱慕，但庄士敦不太敢确定爱琳的想法。无论如何，他还是计划“先把自己的书安置下来，找时间完成部分未完工的书稿，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需要回英国居住，我可能将选择一处阳光更为明媚的地方定居下来”。

由于爱琳已经——至少是暂时——远离了他的生活，庄士敦得以再次集中精力专注于威海卫的归还事宜。中英两国之间于1930年4月签署了一份协议，把归还日期定在10月1日。随着该日期的临近，庄士敦开始忙着筹备相关仪式，并着手处理英国在这三十年统治期间所积累的全部政府财物。他询问骆克哈特是否需要什么，前任行政长官仅提出了一项要求：如果可能，他希望得到平常挂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里的那枚丝织徽章——一只象征威海卫的鸳鸯，庄士敦答应“把它带回国或寄回去”。这件编织品现在就悬挂在爱丁堡骆克哈特收藏室内。

殖民部始终相信，庄士敦将会骑士般地将威海卫交还中国。1930年6月，他被册封为雷金纳德爵士。庄士敦并不看重荣誉，“当库克问我是否她现在能称自己为‘瓦克萧女士’时，对于我明确的答复‘不能’，她气得脸色发青”。中国方面委派他们自己的行政长官前来同庄士敦办理交接，这位新长官被称为徐专员。见面时，庄士敦可笑地发现，当冯玉祥把溥仪从紫禁城驱逐出去时，徐已经成为冯玉祥圈子里的一员了。尽管在政治上成为对立的两方，但这两个人似乎相处得极为融洽。

大英帝国在交接仪式中度过了它在威海卫的最后几个小时。10月1日这一天颇为寒冷，上午10点15分，来宾和观众就开始在官邸的平台上集合。庄士敦后来评论说：“那天的天气真是糟糕透了，强劲的西风猛烈地刮着，天气寒冷，不时下着阵雨，中国人都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来宾齐集后十五分钟，在十五响礼炮的欢迎仪式中，徐专员正式登上爱德华港码头。码头上列队站有前来欢迎的一百名英国士兵和水手，一支海军乐队在奏欢迎曲，士兵们穿着绚丽的褶裙军服。随后，徐专员乘车来到政府官邸，庄士敦在那里迎候。为了欢迎新主人的到来，这块小小的租借地换上了新装。官邸内，阅兵仪式由乐队、一名号手、一百名水手和五十多名身穿褶裙的士兵组成。徐专员在英国国歌的乐曲中登上平台，这是英国国歌在威海卫的最后一次演奏。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在上午10点45分来临。当庄士敦宣读部分中英协议时，他心潮澎湃。伴随着中国国旗的升起，乐队开始演奏中国国歌。停泊在海港内的英国战舰在降落英国国旗时鸣炮致礼。全体士兵撤出阅兵场。为了纪念这一时刻，中国人向庄士敦“敬赠一只光华夺目的银杯”。此情此景，庄士敦再也控制不住内心强烈的感情，他“迅速离去……没有同任何人握手告别……每个人都认为他不会再回来告别了”。他确实没有进行最后的道别，仪式结束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便乘“三明治”号英舰驶往上海。威海卫再次回归中国的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