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个节目的电视播出是我负责的。这年我26岁，虽然在导演里年龄最小，已经胜任各种晚会、重大政治活动和节目的实况转播。可是，《东方红》的分量不一样，为了确保播出质量，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到人民大会堂看排练，前后不下二十次。那时没有变焦镜头，全是固定的，我把每个画面，每个场景，都画成小人儿来表示，做到心中完全有数。这样，我的导演台本便积下了厚厚一摞，几乎有两尺高。我很珍惜这个镜头本，它既凝聚着我的心血，也是记录我国电视早期历史的一份珍贵资料。可惜后来由于多次搬家，没地方搁，只好把它们给销毁了。

对《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恩来伯伯一直非常关心，亲自过问，具体指导。直到今天，许多文艺界人士还充满深情地回忆说：“《东方红》的总导演是周总理”。

日夜操劳、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抽出这样多的时间关心《东方红》的演出呢？当时我还年轻，不会想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回头看，事情就比较清楚了。

当时，中南海红墙里面发生的许多微妙的事情，局外人是无法知晓的。周总理对毛泽东主席的内心活动比较了解，他发现，毛主席对中国文艺界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这个领域脱离了革命轨道，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了舞台。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两次批示：我国的文艺战线“已经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可以说，文艺领域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潜伏着极大的危机。这一点，从江青当时的一系列活动中也可见端倪。